李言傳來小說，講述「我」在東京旅行的最後一夜時突然遭劇烈牙痛侵襲。在面部腫脹與神經抽痛的折磨下，只想盡快返港，躺上牙醫 Eric 的診療椅接受治療。從一顆莫名「死亡」的門牙開始，「我」一躺進他的懷抱般治療椅，將疼痛、委屈與隱秘的渴望全數交付。每一句「忍一忍」、每一記溫熱指尖的撫觸，都讓「我」在劇痛與心跳之間迷失。

對於男女朋友之間的親密感，我們引發的想像常常是快樂、正向而且和諧、充滿回應的互動，並把親密感視為一種體貼、具有分享性質的情緒。藍玉雍認為，從這樣的背景下去看電影《藍色大門》是很有趣的。因為這部電影描述的親密感，是時遠時近的。而電影表現這種情感的方式也很特別。它是透過身體在空間中不和諧的移動、互動產生的效果。

香港話劇團的新作《曖昧》，李向昇形容劇本野心很大，想讓觀眾看的不是男女主角怎麼曖昧，而是你已然知道他們會發展出曖昧的關係，那這段曖昧在各自的生活中泛出怎樣的漣漪，甚或引起怎樣的波濤？所有的曖昧都是以日常為藉口展開的。人類其實是善於自欺的，和別人玩曖昧的同時就是在和自己的道德觀玩曖昧。如有機會人性這種狡獪的一面似乎也可以在戲裡呈現出來。

早前劉建均發表的《浪跡天地》影評，惹來另一位影評人陳廣隆先生迅速撰文回應，劉建均透過這篇文章，再加以闡述個人觀點，以作更進一步的回應，同時相信自己的評論沒有感性壓過理性，也認為《浪跡天地》尚有大量的空間可作討論。

顧城的詩作不單用字淺白、篇幅短小，而且蘊含複雜互動，呈現出飽滿張力，李敬恒則以〈遠和近〉為例，從「我」對「你」、「遠」和「近」、主觀與客觀的感受，細談顧城如何以短短六行文字，引發無盡曖昧不明與模稜兩可的猜想。

作為象喻，Little Joe空洞卻又明確，可以是有毒心靈雞湯或小確幸，可以是賀建奎的基因編輯嬰兒，可以是軟性維穩工具，可以是武漢冠狀病毒⋯⋯但本質上就是全球資本主義社會產物，恐怖在害人於無形，人不是被魅惑，就是為了「和諧」若無其事，一旦遺禍全球並且不可收拾，我們就要從此跟它共存下去——21世紀電影對災難或怪物的嶄新觀點，不是說消失就消失，《真・哥斯拉》（“Shin Godzilla”，庵野秀明、樋口真嗣導演，2016）就是一例。

《台灣同志文學史》的緒論所具有的參考價值是紀大偉著重處理「同志」在台灣文學的一份「現代性的報告」（Tongzhi Modernity），而這種現代性的展現即是權力競技場的展現。紀大偉透過追蹤權力場的運作，發現三種角力痕跡，包括「本土vs國外」、「壓制vs興盛」、「主流vs非主流」。在閱讀香港文學內同志書寫的過程中，我發現紀大偉的視角對香港同志文學研究相當有啟發性。而同樣追蹤著權力的氣味（因為「同志」本來就是被各種權力共同建造出來的），我也得以窺見三種角力的痕跡，成為支撐「香港同志文學」成為範疇的證據。

香氣從古至今，都是art of seduction的最高體現。因為氣味若即若離，忽遠又近，與曖昧挑逗的法則完全相同。記得有次在地鐵上與一位新相識的朋友談得興起，對方無意識地低頭撥弄了一下頭髮，那散發出來的香氣，足令最堅定的意志崩塌、最清晰的思路大亂方寸。哪怕我們下一秒就是不相往來的陌路人，那一刻，我們就像認識了一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