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陳玉勳執導、方郁婷及柯煒林領銜主演的《大濛》於4月在香港上映，不論在台在港口碑極佳。為此，虛詞編輯部為此組成小輯，收錄4篇文章：謝家誠看見電影舉重若輕地直視歷史創傷與記憶；易山藉此映照出港台兩地面對荒謬現況的時代共鳴；鄧小樺則從電影看見面對痛苦的兩種姿態，不禁叩問時間流逝究竟有何意義；王植以角色命名出發，剖開人物如何以自然現象緊密結合以及手錶如何隱喻以探討知識分子的生存抉擇。

寧霧傳來美國桂冠詩人羅伯特·哈斯〈微弱的音樂〉詩評，指出哈斯在詩作講述一個失戀男子嘗試輕生的故事，揭示出人性的自私與痛苦，繼而轉化為恩典般的洞察。寧霧認為，哈斯藉此詩揭示出「首先有自我，然後是磨難，然後是歌唱」的主題，即使面對世界的苦難，將痛苦化身為藝術與詩句，跨越時空與人種，形成經久不息的迴響，為世人帶來微弱卻不卑微的恩典。

王兆基傳來李志的《梵高先生》詞評，指出李志藉荷蘭畫家梵高的悲劇人生為引，詰問人類本質上的孤獨與宿命的命題。歌曲開頭以對偶句式詰問，反映出梵高悲劇的人生。在副歌部分「我們生來就是孤獨」一句，強調出孤單為人生常態親情與愛情僅為暫時幻覺。王兆基認為偉大的藝術家皆降生於孤獨與痛苦的搖籃，藝術便成為他們唯一的救贖。

曾威量導演的《Mongrel》，中文譯名是《白衣蒼狗》，講述来自泰國的外籍勞工為養活老家而來台，非法兼職看護，在道德爭議中掙扎求存的故事。對比起亮麗的影視成就，曾威量說，自己是一個非常失敗的看護著，這也是《白衣蒼狗》的緣起。電影重現了記憶的苦痛，但現實永遠有辦法更加殘酷。在拍攝期間，曾威量親身經歷了意外的亡故。他在過程中不斷叩問自己：電影可以做些什麼呢？「生病的人還在生病，痛苦的人還在痛苦。」他想起，在他那屆金馬學院第一天開學的時候，侯孝賢導演就跟所有學員說，「你的電影就是你的人。」他曾經說他的每一步片都是憤怒，如今在《白衣蒼狗》裡，除了憤怒，還有認份。他提到，那是一種「不妥協的凝視」，不妥協的凝視即是「不讓那種痛苦在空氣裡面盤旋、迴蕩。」就算無法以身替苦更遑論承擔，起碼「我」在看著，一直在看著。

M＋Cinema去月舉辦「細思極恐：朴贊郁回顧展」，並請到韓國導演朴贊郁來港出席大師班。黃桂桂整合大師班及傳媒訪問內容，當中朴贊郁談及如何看待「暗黑」、自己的暗黑歲月、父母的薰陶，也說到自己在片場的慣常做法，讓我們由此發現這位「暴力美學大師」的細思極「柔」處。

由簡君晉執導、爾冬陞監製的《白日之下》改篇自真實事件，肥力將開首情節形容為：「將所有香港護養院可見幾乎一切最壞情況共冶一爐」，電影借主角新聞記者曉琪之眼，重新叩問了新聞作為「第四權」的特質，也旁觀他人痛苦，以報導的視角來超越單一事件的悲情，呈現關注社會現狀的高度。肥力在此發現香港觀眾比較薄情，難以為別人的不幸而傷感，但反而會為一些不憤、無可奈何的事情而共情。

考證香港歷史，很難繞過著有《香港方物志》和一系列香港史著的作家葉靈鳳。今年香港書展找來葉靈鳳的女兒葉中敏女士，舉辦題為「終把他鄉作故鄉」的講座，葉女士在講座中提到，父親除了忙於寫作謀生，亦非常熱衷於考察和書寫香港，縱使一生未曾返回上海，「最緊要是他在這裡時為這個地方做了些事」。

正在俄羅斯求學的烏克蘭數學家奧爾梅佐夫（Konstantin Olmezov），日前因對失去自由感到絕望，在莫斯科自殺身亡，終年26歲。這名喜愛寫詩的數學家在遺書裡表明，自己之所以選擇死亡，是為戰爭的每一方都感到痛苦，對他來說，「不自由比死亡更可怕」。

所有的「無痛」，其實都是人面對無法承受的痛苦，而選擇了謊言的故事。電影能夠讓不同看法的人都找到認同，乃是因為它選擇了一個說謊者的角度，而又能辯證地揭示出背後的真實。

這興許是在疫症肆虐的日子裡，我們曾有過的經歷。夜夜失眠，間或有誰相伴天明，情緒低落，間或有誰朝你微笑，艱難之時，間或有誰執手並行……慢慢又墮入「正向L」的邏輯了。事實上，抑鬱來時，甚或死亡每日每夜靠近之時，上面那堆東西究竟有甚麼用？那就是我的生之慾望、我的生之盼望嗎？並沒有，它們就是沒有甚麼用。只是，在這樣的光（即便是幻影也好）的背後，也並非只有一望無涯的虛無，別忘了，那裡有大量的痛苦，以及，我們對痛苦的肯定。此刻，對痛苦的肯定，就是愛的意思。

4月23日，有「阿拉伯布克獎」之稱的「國際阿拉伯小說獎」（IPAF）公佈得獎名單，現年六十七歲的黎巴嫩作家Hoda Barakat憑作品The Night Mail獲獎，成為歷史上第二位獲此殊榮的女性作家。從2007年開始，IPAF至今已舉辦了十三屆，得獎作家的性別比例卻嚴重失衡。距上一位來自沙地阿拉伯的女性作家Raja Alem得獎，已經過了八年。究竟何以形成這樣的現象？

背叛者等待被審判。背叛者在被旁觀者審判之前，早已在暗中審判了自己，一遍又一遍。罪疚必須以得到嚴懲來達到療癒。「責罰我，來責罰我。」他們內在的某個分裂的自我，呼喊了一遍又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