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有些生命離開了,讓我們念記這些逝去的名字,他們將如消逝的星光,在千萬年後再次到訪地球,我們亦將再重聚。
繼續悼念昆德拉,李敬恒從《可笑的愛》的〈愛德華與上帝〉揭示了主角在原則和宗教信仰之間的掙扎,並由此發現昆德拉待人處世的獨特視點,到底何謂活得真誠、真誠有何代價,以及嚴肅與輕浮的界線如何促成道德問題。
因著米蘭.昆德拉辭世,鄧正健撰文悼念自己文青時代的偶像之死。生命是輕,但因為不能承受,所以讀來沉重。昆德拉之所以能在他的文青時代紮根在心,是因為展示了一種文學哲學化的敘事可能。
故事與說理,固然屬於兩個層次,把明顯不同的層面置入角色的遭遇、他們之間的衝突、處境的變化發展等,與其說會帶來抽離的效果,鼓吹讀者進行相關主題的思考,時刻意識到敘事的意圖和局限,不如說是一種精心布置的風格。用得好的話,便宛如將邏各斯(logos)和迷思(myth)兩大人類文明的表達式,交叉運用,相互配合,宛如《莊子》所謂的兩行之道。而昆德拉在其創作黃金期(六十至八十年代),庶幾近之。
早上詩人林江泉傳我消息,昆德拉離世,更引來帕斯寫給昆德拉的最後一句:「我留、我走、我是一個停頓」。記起當年邂逅昆德拉的書不能自持,不能承受似的更寫了〈媚俗三題〉(外一首),並許多「人一發笑 / 思索,上帝就扑頭」故事。於焉於今又許當年。
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裡這樣闡釋他的文學觀:「一部小說如果沒有發現一件至今不為人知的事物,是不道德的。認識,是小說唯一的道德。」昆德拉嘗試帶我們去認識的,大多是現代人忽視的生活狀況,比如某種懷舊心理,又或思鄉、媚俗、無解的性慾,沐羽形容他總像個交通警察,伸手把故事截停,再插入一段哲學討論或夾敘夾議,把人物的頭擰向他的思考。但如果只有認識作為小說的道德,那我們為甚麼需要小說?為甚麼是文學,而非哲學,又或其他?因為這概念,昆德拉讓不少文學家感到困惑。
經歷過布拉格之春、蘇聯入侵的米蘭‧昆德拉,以那個時代為背景寫成《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人生的「輕」或「重」,人有無權自己選擇?還是「非如此不可」?今集「已讀不回Book Channel」有小樺同阿泉陪你重回布拉格,記得睇喇!
與上一代人撕裂,是每個同情政治行動的人都會有的類似經歷。其中一項因素是:媒體決定人的政治屬性,媒體渠道決定一個人對社會和政治的見解立場。當我認定電視機是古董,大台節目是垃圾,喜歡看YouTube歷史頻道和NatGeo節目並甚少扭開電視的時候,CCTVB每日正在綿密地控制著包括我父母在內大多數上一代人的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