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柳儂重讀波拉尼奧與格羅斯曼的著作，繼而重新再看中國文學後，認為中國文學過度依賴歷史創傷為燃料，且漸受平台流量邏輯反噬，導致作品往往見歷史而不見人。其中西西、也斯、黃錦樹等人，曾以香港與南洋經驗打開世界窗口，彰顯文學價值在於直面異質，而非被中心收編。盤柳儂直言真正的世界文學並非文化版圖的擴張，而是將局部經驗昇華為普遍處境，中國文學唯有卸下「代表中國」的包袱，深掘個體的生存與情感，方能把此地的人寫成世界的一部分。

盤柳儂傳來評論性散文，指出在東亞文化語境中，「年齡」與「經驗」往往被轉化為一種不證自明的道德權威與天然正當性。這種對資歷的崇拜，經由家庭倫理、職場階級與社會制度的層層加固，異化為針對年輕世代的「隱性暴力」。盤柳儂對照西方文化對青春與創造力的推崇，點出東亞傳統傾向將時間的積累視為價值本身，這導致「經驗」從一種可被分享、檢驗的知識，固化為一種排他性的權力資本。

盤柳儂在COVID-19隔離的十四天裡，最初對每晚八點準時響起的廣場舞深感抗拒亦讓他聯想到海外被異化的「華人奇觀」。然而，被困久了，節拍竟成為唯一的生命證明。他開始凝視領舞的艾米莉：她以帶口音的中英文報曲名，將《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無縫接到《紅河谷》，用身體拼貼出後現代的城市排水溝美學。廣場舞不再只是運動，而是年長女性由下而上的身體政治、在老齡化浪潮中柔軟卻頑強的空間佔領、集體主義殘響的當代轉譯，以及一場讓邊緣身體重新獲得能動性與社交連結的日常儀式。

盤柳儂傳來評論性散文，認為無論日本、韓國或中國等東亞文藝的作品，皆擅長細膩捕捉情感與社會困局，體現現實主義精神，卻鮮少超越人性，繼而陷入道德與倫理的封閉循環。盤柳儂引用尼采的「超人」理念，批判以「情理」取代「真理」的文化氣候，呼籲藝術家擺脫人性桎梏，追求更高的審美與創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