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生成式AI出現以及技術不斷發展，人類是否該依賴AI寫作、使用AI算不算作者本人成為創作業界爭論不休的議題。台灣知名作家、評論人朱宥勳早前就中學文學獎評審時的發現大量參賽作品由AI生成，分享他對文學創作「身體性」與「原創性」的想法。隨後被一眾文化人認定大量使用AI撰文的獨立撰稿人李思萱作出回應，亦撰文反駁其觀點，繼而成為有關使用的AI論戰。本文旨在梳理事件脈絡，嘗試提出不同的觀點及看法，讓各位反思身處AI浪潮及流量時代，AI生成之文章究竟有何意義？我們如何分辨AI文章及為何要區別AI文章？人類親筆寫下的文字價值又將何去何從？

香港哲學學者陶國璋博士於今年年初出版新書《自由在左，命運在右——哲學教我們抉擇》，書中彙整大量關於命運與自由的哲學論述，透過多重哲學立場的對照，引導讀者在因果、社會結構與生命限制中，重新定義何謂自由。在後記中，陶博士以自身腎病惡化急救的經歷，書寫病房內的生死百態，將大半生的抗病史與友人離世交織，把「死亡」從客觀的邏輯命題，拉回肉身真實承受的痛苦與脆弱，藉此叩問人類對生命發問的兩種形態——外在求知的「驚奇」與直面生死的「焦慮」，引領讀者在生命邊界前，重新凝視命運的重量。

六月中開幕至今，documenta15 的百天展期已過了一半，李挽靈則記下一點八月初在卡塞爾短短三天的個人觀感。何以一個如此大型的國際展覽可以公然犧牲藝術性？documenta15 詰問了這西方及市場主導的傳統裡潛在的各種不公義，若以一貫的國際雙年展標準去評，documenta15 一定是不好看的，但那就完全失去了問題的重點。然而又如何要求一般觀眾了解這所有背景呢？

我很同意紀錄片存在一種與史實改編的電影存在不同形式的政治性。以光州事件為題材的《逆權司機》、《逆權大狀》、《華麗的假期》等固然深入民心，但這些電影呈現的不止是歷史背景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還有富娛樂性的故事，政治性固然存在，但相比起紀錄片，政治的多元性則更豐富，抹去娛樂的追求，就呈現了更真實、更全面的影像，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探索社會。《金君是誰》聚焦於一個身份不明的金姓市民軍，以不同人對其身份的一個論述，去窺視他們對一場轟動全國的歷史事件的看法。

大館當代美術館目前正在展出《表演社會：性別的暴力》，題目對香港人來說聽起來十分聳動，策展人Susanne Pfeffer在概述裡表明這個展覽要探討的，是結構的暴力。談性別的暴力好像離不開女性主義思潮，籠統地說，女性主義至少經歷了三波轉折，同志運動和酷兒理論亦不斷發展，故此，即便是性別論述也能有多種立場和切入點，慶幸的是，從藝術品中不難看出藝術家各自的定位和觀點。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IWW）主辦文學節「科幻的多維世界」壓軸講座——「科幻作為香港的少數論述？」，邀請四位香港作家及藝術家，包括董啟章、徐世琪、韓麗珠及曾繁裕，由羅貴祥主持，討論科幻文學對香港文學的衝擊，科幻作為題材／手法能否令香港文學有另一層次的發展，並提供新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