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白色恐怖受難者與藝術家身分的陳武鎮，於去年出版作品集《監獄島：政治犯的囚房隨想》。吳介祥指出全書以「監獄島」、「政治犯的囚房隨想」與「電繪判決書」三大主題，透過狂亂筆觸、扭曲形象與判決書文獻，將個人及集體政治創傷、壓抑屈辱與憤怒轉化為強烈藝術語言，控訴威權統治下的暴行與人性掙扎。同時，陳武鎮結合歷史檔案與數位科技，替受壓迫的政治犯發聲，並批判威權體制下扭曲的醜惡人性。

車仔麵作為香港平民美食之一，鄧皓天自言很久沒吃它，卻總會偶爾想起車仔麵的氣味。他指出車仔麵的核心精神在於「有得揀」，食客能自由配搭湯底與配菜，展現出城市多元包容及尊重個人主見的特質，可與三餸飯共稱為香港人餐桌上的民主實踐。鄧皓天認為一碗符合街坊需求的上乘車仔麵須具備選擇多、上菜快、位置就腳三大條件，並無絕對的最佳組合，只有適合各自口味的選擇。在時代急速變遷的今日香港，車仔麵寄託著與父親的回憶，以及珍貴的本土情懷。

江俊豪傳來《尋秦記》影評，視電影為一場經過精密計算的90後集體回憶，電影透過項少龍的穿越故事，喚起後97時代「電視撈飯」的簡單快樂與家庭溫情。「項少龍」作為任俠化身的符號意義，無論是現代科技還是個人意志的介入，最終都難逃歷史宿命的洪流。江俊豪亦將電影比作一杯在古代模仿的「凍檸茶」——雖然試圖還原那份簡單與歡愉，但那種屬於舊時代、純粹的烏托邦滋味，但在那物是人非、科技消融於歷史的現實中，終究成為不可復刻的追憶。

事隔二十多年，《尋秦記》電影版終於上映。周丹楓傳來評論一探《尋秦記》、塔倫天奴作品以及 Marvel 系列如何對「歷史」與「多元可能」的差異。周丹楓指出，《尋秦記》雖擁有時光機等科技元素，但其核心仍受限於「天命」與大一統史觀，科技僅淪為維護官方歷史唯一性的工具。反觀塔倫天奴的《從前，有個荷里活》與《希魔撞正殺人狂》，僅以個人意志便能改寫歷史，類似Marvel的平行時空概念，用意志改變世界。

姚金佑傳來《永遠在一起》（港譯：《長相黐守》）影評，認為電影作為一部肉體恐怖電影，戲中探討著現代社會中愛情如何面對疏離與永恆的渴望。姚金佑指出戲中以屍體意象、柏拉圖陰陽人神話及連體怪物暗喻創傷、愛與接納，結局以二人成為一張常人面孔，反問共生與自我消解的可能，其概念之新穎，為肉體恐怖類型的電影帶來不一樣的哲思。

近日，英國街頭塗鴉藝術家Banksy在倫敦法院外牆創作的新作，再次以其擅長的塗鴉藝術方式諷刺時弊，引起全球關注。Banksy 充滿衝擊力的視覺符號，一直深受大眾喜愛。現在，他的首個個人大型展覽《班克斯．無處不在》正在中國深圳舉行，展出約 110 件作品，其中 34 件經由 Banksy 本人設立的官方機構 Pest Control Office (PCO) 認證的版畫原作。展覽更還原了他的個人工作室場景，讓觀眾能一窺這位塗鴉鬼才的創作脈絡。

阿元傳來小說，以文字與聲音尋覓在記憶深處的那個「她」。無形的聲音誘惑他以靈魂作尋找摯愛的交易，回憶停留在那夜與「她」的交纏，時間成為傷口，令歲月盡成餘波，聲音自稱是「尋找鳥的鳥籠」，擁有無限能力卻有顯得空洞無力，渴求以故事填補荒蕪。

曾友俞傳來《罪人們》影評，指出電影以吸血鬼作為主題的故事，其創新之處在於融入賽博龐克元素的集體意識，吸血鬼在戲中作為群體存在，他們象徵反基督力量，同時體現集體主義特性，可視之為共產主義對抗資本主義與基督教的壓迫體系。縱使吸血鬼群體自身遭受迫害，他們仍成為迫害黑人的加害者，不論是吸血鬼群體或是黑人群體都是被這個更大的體制給壓迫著，展現出體制權力如何助長「弱弱相殘」的行為。

葉嘉詠傳來《穿越時空の初吻》影評，她認為「穿越」雖是平淡尋常甚至俗套得不值一提的橋段，但導演坂元裕二正巧妙利用此「老土」橋段，將「穿越」作為工具，反寫出天長地久的愛情觀，同時沒否認曾經擁有的浪漫激情。又，將電影三種愛的方式融合了「穿越」當中，不僅推動劇情，更深化哲學思考，提醒一切的抉擇，更為個人意志的選擇。

去年《從今以後》、《破．地獄》、《爸爸》等港產片不約而同聚焦死亡。黃詠詩早於十七年前便以劇悼亡，在《破地獄與白菊花》裡一人表演一場世紀打齋，悼念離世的祖母。今年五月，《破地獄與白菊花》將第11度載譽重演，比起電影《破．地獄》，黃詠詩這套劇作更著重道教儀式的真正意義。黃詠詩表示：「其實道教儀式蘊含極深的愛，這是中國人表達愛的方法。」且道教其實相當貼地，法科以「有方法」與天連繫，助人解困。她更指出，道教種種的儀式都足夠人性化，才能在葬禮中「為生人破地獄」。

讀詩三首。王兆基傳來詩作〈4 ⁄ 23：觀劇集《那年盛夏我們綻放如花》〉，慨嘆看似日常的生活充斥着難以察覺的暴力，人們生活的日常逐漸邊緣化，反思人類的命運又該當何存；王培智詩作〈斑馬〉，寫人類性格、喜好各異，但唯獨在生與死，起點與終點每人都是一樣；徐竟勛以〈引用〉一詩談論意識形態、文學與現實的相互辯證，探討文學的定義。

走在日本文化評論思潮最前端的評論家宇野常寬，過去發表作品以評論為主，從普及文化、次文化作品探討文化想像力的轉變。文化評論人張穎恒認為他的近作《一個人遊玩的教科書》一反過往主題，以正藉中二（病）的十四歲學生為對象讀者，設立4條遊戲的主要規則，討論不同遊戲活動，並特別強調是一個人玩。芸芸遊戲之中，書末才提到他最推薦的遊戲——讀書、看電影及動漫，認為閱讀的樂趣在於探索和思考他人的想法。在張穎恒看來，該書探討的是閱讀的樂趣如何在社交媒體年代消失，人們如何發表「自己的故事」，透過他人的認可自己的想法獲得滿足。

自潘國靈發表了其首篇小說〈我到底失去了甚麼〉，疾病、尋找、失落、消散、擬物、愛情等主題均散見於他的結集。2016年，他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寫托邦與消失咒》，在歷近廿年的累積下，潘國靈建構了他那森羅萬象的寫托邦，一方既是沙城裡的寫作療養院，同時也是書寫人沉溺的洞穴和幻影，其中虛實交錯，留給一眾評論者在一切消失前竭力解咒。外界論者主要針對《寫托邦》的人物和不同意象作闡釋，江俊豪嘗試另辟蹊徑，以詮釋學「以經解經」的方法，重新審視潘國靈過去旁及《寫托邦》的創作文本，分析其中的核心敘事結構，並以故事中的三個主要角色：遊幽、悠悠與余心體現潘國靈對文學的傳承與創作《寫托邦》結構間的關係。

半年前，大館聯合非牟利音樂機構「一個人一首歌」和「大台主」，以及高錕慈善基金，舉辦社區藝術計劃《記不起一個人，哼得出一首歌》，招募年輕家庭及新晉音樂創作人深入認識腦退化症，希望透過共創音樂讓大眾以正面態度面對疾病。上月一眾參加者於大館出席成果音樂會，計劃的策劃人、創作總監兼創作培訓導師的唱作人馮穎琪更請來歌手黃妍任演出嘉賓，一同分享關於腦退化症的故事，傳揚正面信息。

我個人認為，說她很有意識地寫社會詩、政治詩（尤其是那種要熱血改變社會的議題詩），有點過頭。但是她的詩中確實有政治。那是不直接的政治詩，是「可是可不是」的政治詩，是讀者可以創造、互動、參與的政治詩。和〈與石頭交談〉裡面那顆冷冷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石頭相較，辛波絲卡的詩邀請人走進來，你可以在她詩中找到你想要的東西，你可以感覺，可以思考，甚至可以發笑。

從2019年的第一首派台歌〈一號種籽〉，姜濤推出的作品至今已有十三首。新作〈作品的說話〉之所以可貴，江俊豪認為，不止在少年人生日當天導演出一部高水準的MV，或指出那五件已成經典的圖騰以說明反戰意識，而是努力地向我們說明，個人的努力，是可以昇華到以作品向極權醜惡作出控訴，對普世渴望反戰價值的一種說明。

雲散，有沒有現出香港的心？霧散，只暴露人民的心。香港就此煙消雲散，因為一個人的心不算是心，一個人的香港不算是香港。

深受歡迎的《小太郎一個人生活》，原為日本漫畫家津村麻美的作品，及後改編成電視劇及最近播放的動畫，雖然媒介不同，但仍然保留探討「兒童與家庭暴力」的命題，米高這篇評論淺談動畫版的設置，以及背後日本的社會問題。

彭倩幗把阮志雄（雄仔叔叔）的詩集《Some Kind Of A Mood》封面的卡式帶拆下來，插進辦公室的卡式帶播放機內，透過播放機的透明窗口，看到卡式帶上的塑膠帶緩緩旋轉，轉了數圈，轉出了一陣悠揚的歌聲，唱著： we have no word means we have one word say, love

戈巴卓夫不寫詩，卻具有文藝細胞。聽過他八十歲時演唱的〈漆黑的夜〉以及悼念亡妻萊莎的〈舊信〉，誠摯動人。我們每個人都棲居於一具華麗皮囊，赤條條來去，聚散有時。寶玉、郁達夫、萊蒙托夫、戈巴卓夫如此，唐明皇也如此。

問及策劃初衷，方太初略為沈吟，隨即道出一個核心問題：「香港從不缺乏好的藝術作品，到港島走一圈，展覽花一整天也看不完。偏偏在這個每天生產大量創作的地方，仍有很多人覺得香港沒有文化藝術。而即使是藝術愛好者，涉獵的範疇亦不廣，如一個『文青』能數出十個香港作家的名字，卻未必能數出十個香港設計師的名字。」故近年方太初做任何事，都希望帶入兩大目的：「讓人看見香港的創作有幾正，以及讓不同藝術範疇跨界合作。」

一般來說，新聞或紀錄片都會盡量減少個人色彩，《致莎瑪》顯然不是這種紀錄片，電影名稱本來就是帶有濃厚個人感情色彩的標示，觀眾更似是在讀一封導演寫給尚未長大的女兒的信，無可避免被溢出的情感捲進去。

大哲學家康德終生獨身，並以他的生活規律聞名，始終均衡、理性、高貴。作為金牛座的康德，實是極其懂得享受生活。這位單身者，竟似成為了男女關係與婚姻的導師？

如果將《我們與愛的距離》影片開場鏡頭定格，便會得到如同《一一》里洋洋拍攝的照片。澳門「戀愛．電影館」影評人謝嵩，從這兩部影片談論青少年經由愛情和死亡獲得的成長

一位影響世界的退役球員，畢生在半空做出各種姿勢，生命卻在佈滿霧霾的山林上，與女兒一同結束生命。NBA傳奇球星高比拜仁的意外離世，震驚也傷透籃球迷的心。終始有時，生命如是，袁兆昌談高比，也談家母藉此建構「親子事業」的二三事。

於是「埋班作樂」音樂創作及製作人才培育計劃在音樂狹縫裡撒苗播種，為了提供更多選擇的權利，一群音樂人「行埋一齊」，由資深音樂人帶領新人組成班底，一邊「作樂」，一邊「玩樂」，在艱難的工業中組成一條可持續的音樂人鏈，做新的音樂，自己喜歡的歌。

乘著九月大、中學生陸續開學，罷課的新聞幾乎佔據半個月來的關注，尤其是中學生穿著整齊校服參與罷課、集會、組人鏈的影像，頻繁地在社交媒體上出現。說到中學罷課，筆者倒是曾有過一次特別的「罷課」經驗。準確一點的說，是一次「失敗」的罷課經驗。

今年八月的香港，好像特別炎熱、躁動。和許多人一樣，我渴望安寧重臨，卻明知不可能向現實尋索，可倚傍的唯有記憶和想像——在那裡我們尋找一個場所，安全而寧靜，像冬夜棉被一樣溫柔包覆我們的，可以歸去，可以安躺，可以讓心暫時歇息。

今年三月，韓志勳的畫展《光的故事》在亞洲協會香港中心舉行。這次的畫展展出韓氏不同時期的重要作品，具有相當可觀性；而韓志勳本人，於二月底逝世，僅差半個月未能目睹展覽面世，實是令人非常惋惜。在3月14日，我受託在崑南、蔡仞姿、何建宗三位主講的「60年代的前衛藝術：韓志勳與他的當代藝術家」活動中，忝居末席擔任主持。在準備講座的短促期間，儘量研讀有關韓志勳的文章，深感韓志勳作品仍然等待著更深刻的穿越。而當日的講者尤其蔡仞姿準備了重要的內容，於是在此為文紀錄講座，為香港藝術史略盡綿力，也是向韓志勳先生本人作微小的致意。

另一部不被出版社接受的集中營文學，就是與《夜》以及《安妮．法蘭克日記》並列為猶太大屠殺三大經典，意大利作家普里摩．李維（Primo Levi）的《如果這是一個人》。與《夜》和《安妮．法蘭克日記》相比，《如果這是一個人》中譯本甚至姍姍來遲，然而它比羅塞特或維瑟爾的著名作品更早出版（1947年），當時意大利左翼作家帕韋澤（Cesare Pavese）和娜塔莉亞．金斯堡（Natalia Ginzburg）曾經建議作者延後出版這本書，但本書出版後，立即獲另一位左翼作家卡爾維諾為作者撰寫書介。

1880年5月8日，古斯塔夫．福婁拜（Gustave Flaubert）在他克羅瓦塞的居所中孤單離世。左拉在他的訃聞裡寫道：「盧昂有五分之四的市民不熟悉福婁拜，剩下的五分之一則不喜歡他。」這位臃腫肥胖梳八字鬍的禿頭大叔，外形的確不討喜，而他寫的書也在一段時間被認為傷風敗德，但他的獨身卻非因他的外在條件，事實上，這位性情古怪的作家，終其一生都不乏伴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