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等身、在日本被奉為「賺錢之神」、同時是直木獎首位非日籍得獎作家的邱永漢，1994年寫下的自傳《我的青春臺灣，我的青春香港》，於百年誕辰之際推出全新中譯本。全書回溯他動盪不安的前半生，藉由他的「青春」經歷，我們讀到的是臺灣作為殖民地所遭受的不平等對待，以及政權更迭後的暴力與壓迫，種種不穩定的因素構築了這一代人的青春。

姚金佑傳來《米奇17號》影評。他觀畢電影後認為抛出許多的議題，卻又鑽不深入，認為導演奉俊昊野心過大。當中複製人17號與18號一個溫柔（或懦弱），一個剛烈（或暴躁），但劇中並未講解性格轉變之因由。然而，當姚金佑重新審視電影內容後，發現前後兩個米奇在性格上的這個轉變，是情有可原的。

《異形系列》今年來到第七部作品，去月香港上映《異形：羅穆盧斯》，而電影開頭的種種意象引起雙雙對疫情期間封鎖的聯想，令他認為異形大可理解為某種新型疾病，殖民地和文藝復興太空站也可以被稱為「疫區」。雙雙深入挖掘電影中兩種恐怖的來源，又以中國科幻作家顧適的〈擇城〉看出與人工智能相關的黑盒子效應往往和災難「相得益彰」，最後也說《異形系列》中重複的對白的回歸意義。

自四月周耀輝與黃耀明久違合體出席簽名見面會後，周耀輝再於上周為樂迷帶來喜訊。他於社交平台公布，聯同文化歷史學家Jeroen de Kloet （高偉雲）和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傳媒研究學者Leonie Schmidt，即日由出版社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英語學術著作《It’s My Party: Tat Ming Pair and the Postcolonial Politics of Popular Music in Hong Kong》，連結融貫達明一派、香港文化及流行音樂史，並開放予公眾免費下載取用全書。

生活在中英雜揉的新加坡，也許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待「殖民地的語言問題」才是一種既靈活，亦非離地的方法。對於新加坡的華語文學來說，台灣作家張紫蘭有一句評價：「看那個地區的中文，始終不能透徹，也不能很美。我在想為甚麼他們普遍這麼『不熟悉』？是因為他們太熟練他們的方言，而有所阻礙？」，而她也認為：「像這樣趨勢，要出現一個很強的哲學詩人，要很努力！」概括來看，實際上她在說：新加坡的華語，也許目前仍欠缺將複雜如哲學的思考轉化為語言的能力。

今年柏林影展的「特別展映」單元，安排了德國電影導演Lars Kraume最新作品《測量之人》的首映，有鑒於複雜的殖民歷史，電影採用了線性敘述，大幅降低觀眾理解的阻礙，趙崇任認為作品雖然並不完美，但它在德國社會引發的討論效應，無論在社會意義上或德國的電影史上，都是一部成功與重要的作品。

思明和戀人走在節日彩燈下，說若把軟革蝴蝶結反穿，就能變成了羽翼，只是她太重，只能有將飛未飛之勢。他聽得那麽認真，把每個字和她的手抓得那麽緊，仿佛她的語音想要離開地球只能斷尾求生。啊我果真學會了開玩笑或識別玩笑呢，她想，畢竟她很迷你，是輕輕的，世界是輕輕的，是屬於藍莓蛋糕外送，粉紅包裝紙和昂貴蝴蝶結的，是輕生的輕。

台灣作家蔡素芬剛出版新作《藍屋子》，小說內容橫跨數百年時間，為了解謎破案，書中男主角華生前往荷蘭阿姆斯特丹；為了引出歷史，女主角露西從日本宮崎打工換宿回台。沐羽形容，兩線交纏之下，以一種奇幻與寫實混雜的方法來展開敘事，並延伸到各個台灣殖民主的如今狀況，可以說是一部野心勃勃的作品。

繞途在班雅明的論述中是一種逃生口。真相只能在逃離常規的方法論時才被發現。

距離鄧建華入獄已經半個月，鄧小樺給他寫了一封公開信，並為獄中的他送來有關東南亞、移工、反殖民的書目。

但現在不同了，我們令這些力量產生矛盾，加速它們的碰撞，大家便知道，喂，你唔好以為我地幾百年來都唔出聲啊。

我哋一邊廂見到香港聾人爭取佢哋嘅文化權利（包括對佢哋嘅母語尊重同承認），但另一邊廂我哋就見到中國共產黨點樣將新疆嘅維吾爾族人再教育，漢化，壓制佢哋嘅語言文化宗教，似乎係進行緊一場cultural genocide文化上嘅種族滅絕！

香港在英國人到來之前本是一個人口稀疏的小漁村，令這地方後來迅猛發展的是隨英治開始而來的外來人口。他們移居來港的原因眾多，有的謀求更好的經濟發展機會，有的因為這裡能夠提供一個讓他們可以安全棲息的地方。按當年一位港英官員的描述，「英國艦隊抵埠之後，大批船民聞風而至，他們向艦隊供應軍需及生活用品……艦隊提供的庇護很快就把我們的海岸變成了盜匪和鴉片走私販的天堂，實際上，這個天堂適合於所有為中國法律所不容、並且有辦法逃離中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