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北京大學吳曉東教授應邀蒞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關於沈從文的專題演講，李浩榮將演講內容紀錄並整合成文，讓讀者細讀。在演講中，吳教授重新解讀其經典之作《邊城》中的田園牧歌，其在現代性衝擊下演變成充滿自我顛覆的哀惋輓歌。吳教授亦從沈從文的抒情原點出發，揭示其源於早年目睹殘酷現實後轉化的深沉悲憫與大愛，展現出以微笑直面苦難的生命哲學。

香港年輕作家郭艷媚近月出版小說《來生之家》，邀來王德威教授為其撰序。在序中，王德威認為此書可謂是當代香港文學的異數，將悲憫目光投向香港那些「看不見」的非法偷渡客與無國籍難民。王德威借用阿甘本的「裸命」概念，剖析這群法外流民在疫情與絕境下的掙扎，又點出小說捨棄傳統現實主義苦大仇深的套路，轉而展現出沈從文式的「慈悲敘事學」，以極致的溫柔書寫無處不在的暴烈，並透過文學與信仰，在苦難中為被遺忘的靈魂許諾一個重生的「來生」。

一個生長於湖南邊陲之地，整日與大自然打交道的野孩子，青年時代混跡於龍蛇混雜的軍旅；忽然靈光閃動，隻身遠闖人文薈萃的北京，浪跡於文學園地。三十歲後名氣漸顯，奠定在文壇的地位。中年由作家而晉身大學教壇，一身而兼作家、教授和文學刊物主編多職，享譽日隆。1949 年後打入另冊，離開文壇，擔任故宮博物院的文物講解員，用他的話說，就是「在午門樓上轉了十年，學了十年」。幾十年陰晴不定的政治空氣下，他長時間絕跡於文學界和教壇，苦心孤詣，自甘寂寞，從事文物的研究。這樣曲折的人生過程，這種甜酸苦辣的閱歷，在沈先生的行止容貌上，竟然沒有留下任何應有的世故和滄桑的印記。年過古稀，仍然一派純真，真是不可思議。這種純真，沒摻入一點造作，又不同於長於富貴、少不更事、不通世務的天真。沈從文先生保持着的，原是一顆赤子之心。

在40年代啟迪民智、救亡圖存的大文壇浪潮下，汪曾祺卻選擇了崇尚自然的浪漫主義文學，選擇跟隨老師沈從文的腳步，成為一個抒情的人道主義者，真正做到了「任爾東西南北風，我自巋然不動」。

在「樹枝」上畫了什麼，這些選擇改變了甚麼，結果我們成為了甚麼，誰都不會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