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柏璣傳來《罪惡嘉年華》影評，指出電影以魔幻寫實與邪典手法，重探巴西軍政府的獨裁陰霾，尤其那根飛毛腿在暗角踢人一事，既是全片最荒誕又生動的符號，亦具象化現實恐懼的心理機制。正如透過直面恐懼來克服惡夢，電影的荒謬讓人在面對死亡威脅與終極脆弱時，得以短暫卸下防備，於喧鬧浪潮中尋獲一種純粹、釋然且真實的笑容。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尼日利亞作家沃萊‧索因卡（Wole Soyinka）於10月28日舉行記者招待會，會上表示自己的美國非移民簽證已被撤銷，並推測此舉動可能與早前批評美國總統特朗普有關。早前，索因卡將特朗普比作烏干達前獨裁者「白人版的伊迪·阿敏（Idi Amin）」。伊迪·阿敏為烏干達軍官及獨裁者，其以殘暴政權和廣泛的侵犯人權行為而為人所識。「當我稱特朗普為伊迪·阿敏時，我還以為是在讚美他，因為他的行為如同一位獨裁者。」

廖偉棠說，「我們兩人都是古怪的父親」，這是指他們都身為作家，有著不一樣的價值觀與人生軌跡。但他們對於子女的成長，還是像一般人那樣擔心東擔心西，這也許就可以稱為中年維特的煩惱，少年時期的激情與對於世界的浪漫想像，都收束為對於家庭與後代的擔憂。

地點是藝術之都，法國巴黎，在兩次大戰之間，不少文學藝術思潮百花怒放，當中名堂最響當數達達主義（Dadaism）。1919年，布勒東與蘇波、阿拉貢創辦《文學》雜誌，隨著布勒東與達達思想愈走愈近，《文學》也成為達達主義的刊物，然而，這位曾經慷慨激昂地朗讀《1918年達達宣言》的詩人，卻在1922年與達達主義創始人查拉發生分歧，最終令他決定另起爐灶。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維希留（Paul Virilio）影響深遠，其學術研究不斷比對昔日的戰爭和當前時代的相似之處，批判這個不斷加速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