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或脆弱的笑容：《罪惡嘉年華》

萬一，一根會呼吸的毛腿，把在暗角親熱的你踢得頭破血流，那該怎麼好呢？

最近上映的《罪惡嘉年華》，別於傳統的現實主義視角，改以魔幻寫實主義與邪典電影的手法，重提巴西軍政府獨裁舊事。

那一根飛毛腿，一而再被拋進水底，卻仍是陰魂不散，驀然甦醒，把堅忍的敘事，一腳踢開荒唐的序幕。上一刻，觀眾才終於從主角口中，得知他的真實身份，接著，踏出戲院大門，如浪接浪的夢境，已經置身於汗流浹背的狂歡人潮之中。

嘉年華，既被狂喜籠罩，又處處兇險。一說，是歡愉至盡即死亡。命懸一線，又未能離國的主角，面對眼前的狂歡，到底是避之則吉，或是融入浪潮，大隱於市？他選擇了後者。

迷離與喧鬧裡，作為觀眾，既是清晰知道，接下來自然是險途，卻也無法不與主角感到同一樣的，轉瞬即逝的放鬆。經歷漫長的壓抑，在那一刻，主角終於展開眉額，露出發自內心的笑容。

魔幻寫實，旨在把現實的荒謬，反轉成荒謬的現實。飛毛腿襲擊一事，來源意涵眾說紛紜，但可以確定的是，這麼一則都市逸聞，現在的確被導演接嵌到電影世界的現實裡。生猛活現，也不管CGI粗製濫造，反而更有樂趣。因為這樣的一種陌生化處理，更表意圖：我們都知道是荒誕的，但且讓我們，一起假裝成真。

有說在奧斯維辛之後，詩是野蠻的。難道我們不也能說，在奧斯維辛之後，笑，也是野蠻的？然而，向我們呈現飛毛腿襲擊的導演，顯然有別的想法。在《Animal Joy》一書，Nuar Alsadir提到，不論是歡笑還是戲謔，當中都有著一種力量，能讓我們從社會化的自我中解放，重新與被壓抑的本我連結起來。在電影世界裡，一直受壓抑，乃至以惡夢回歸的，不是什麼，正是一個能像小孩一樣，對大白鯊、對怪獸、對屍體感到恐懼的機會。也許是一種心理建設的策略，那孩子以各種形式繪畫大白鯊，但是，那些始終不是銀幕那一頭大白鯊。每一晚，他始終作著大白鯊的惡夢。直至那一晚。直至他真的到戲院看了大白鯊那一晚，他再也沒有作過大白鯊的惡夢。

如果說大白鯊是對未知恐懼的具象物，我們或許可以大膽假設，那一根飛毛腿，作為與現實生活的互文，也同時指向了某種，現實的恐懼。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說，銀幕前的飛毛腿，有了超越敘事本身，在現實層面上的意義。

這一種敘事策略，至少達到了兩件事。其一，就像觀看大白鯊這行為一樣，面對恐懼。其二，則是把這種恐懼，置於戲謔荒誕與歷史距離的雙重濾鏡下，重新感知它。

當然，對於真實世界的觀眾來說，要評論這種策略是否恰當，是很困難的。但至少，在撇除歷史距離，由導演主觀角度建構的電影世界裡面，這種策略，似乎是可行的。畢竟，飛毛腿襲擊的報導，對於塞巴斯安娜和她的客人們而言，顯然是一場荒誕的笑話。更重要的是，這頓笑話，讓在場的人，得以從死亡威脅下，也許只是短暫地，解放出自己脆弱的一面。

而嘉年華，如果我們視之為狂歡的場所，而其兇險，正正在於歡愉當中的脆弱性，那麼，融入狂歡，不也可以說是融入到終極的脆弱當中？在這般脆弱當中，一切都可輕易失去，但同一時間，出於對所有人的脆弱的觀照，卻又會生起某種安心。彷彿，在狂歡當中，思考再沒有意義，回復到一種，純粹動物的狀態。終於，第一鎗開了，命運開始輪轉。路中心有人販賣理想，亦有人委身於狂歡——逃亡、追殺、皮法諾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