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靜的朋友》——投入植物的情誼，踰越人類的邊界

他把頭顱貼滿電極並連接大樹，然後依坐到大樹旁邊，瞬間，色彩斑斕的夜光籠罩著樹和人，而他就赤裸著，在樹前張開雙手，慢慢轉身。

說的是《寂靜的朋友》後段，梁朝偉飾演的腦神經教授Tony，在那棵1832年已然於德國馬爾堡大學（Marburg University of Germany）成長的銀杏樹旁坐下，以頭顱接上電極，與樹聯繫。畫面倏地看到他的裸體背面，並緩緩轉身，如慢舞而感知到樹的喜悅。

坊間有說匈牙利導演伊迪高．安怡迪（Enyedi Ildikó）繼《夢鹿情緣（On Body and Soul）》（2017）之後，有意通過《寂靜的朋友》探問人類的靈性邊界，如何能夠推演至植物；但觀乎電影對植物的再現，或許反過來說更加貼切，是這部新作容讓樹去體察到人的邊界，而滿有「生態電影（Ecocinema）」的情味。的確，本片會教觀眾正視對植物的了解，而筆者甚至乍看電影的中英文名字，更會想到是美國海洋生物學家瑞秋．卡森（Rachael Carson）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版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同樣是為人類對植物——農作的重新認知，但後者卻是科研作品而指出農藥對工業化耕作的深遠影響。

至於《寂靜的朋友》，雖說有科學色彩，卻更是以科研想像而打開了三代人與植物的關係——2020年代的Tony是將腦神經科學與植物學接軌，去研究校園內將近二百歲的銀杏樹。而另外兩個故事，分別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大學男生Hannes （Enzo Brumm飾），因為暗戀對象要遠行，留下花園以及她正在研究的天竺葵，讓男生想出測試這個小盆栽的感知反應。至於上世紀初的女生Grete （ Luna Wedler 飾），則藉著大學首次接收女性學生，而報考入讀植物學系；她也精通其時的博物學經典，至於後來因為攝影，更捕捉到所拍植物的細緻肌理。

說《寂靜的朋友》是生態電影，想當然是裡頭因為植物的生命觸感——尤其樹的動人，而觸發觀眾再思生態的重要性／靈性。不過仍然值得追問的，是三代人與植物的情節裡，如何表達對生態關懷的不同層次？這些層次對應植物隨年代和語境的出現，又有怎樣的關係？而更有甚者，是說到電影以樹的觸感細察到人，那內容文本又怎樣以嬰孩與性別想像，去掉「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而為我們延伸思考生態意象呢？

三個人物，如植物學簡史

說到底，上述問題是以生態作為切入點去評論電影。而當然因為樹才更像電影的主角，讓角色們對樹勾勒層次——戲中的銀杏樹如旁觀著莘莘學子的長者，卻在Tony專長研究的想像裡也是一個嬰孩，而由他從個人研究的範疇裡，挪用類近本來貼於人類頭顱的電極，改接到樹身而探究後者會否因為外在物事而產生像人所擁有的腦電波；這本來就是對樹是否擁有思想的測試，儼然就是德國森林看守人彼得‧渥雷本（Peter Wohlleben）對樹的論說——樹是否有感知與認知？他們之間的連結如何？他們又如何對抗天然或人為的「加害」？而森林作為的植物體系，又是如何運作？（註1）千絲萬縷的問題，在電影裡由Tony以人類神經科學接上，也如同去掉人類中心的價值——即懷疑到樹作為植物也有思考的方式，就已是打開了為生態「增值」的一扇窗。

而另外一扇窗，就由七十年代的Hannes打開，他在戲中沒有明言自己主修哪個學科，卻碰上同一宿舍裡研究植物的Gundula （ Marlene Burow 飾）而傾心，也為對方照顧花園和她房中窗邊的天竺葵，讓他發現在戲中所言的「語言轉化器」，可以將天竺葵接上電路為人打開宿舍大閘。最後的一扇窗，是上世紀初的Grete，本身已熟知植物學研究與論述，但更因為當上攝影店鋪的助理，讓她鑽研拍攝植物的形態和肌理，儼然就是當年博物學對生物外觀的追求與繪畫作法，卻由早期的影像技術而被拍攝下來。

三個年代人物對植物的「發現」——上世紀初的外觀審視，七十年代的感知溝通，以至2020年代的思考能力，隨電影情節以剪接拼湊在一起，卻像是一部簡單的「植物學」近代史，隨僅僅一百年的時間描寫出人們對植物不同層次的探究心迹。當然Grete在大學面試時被問到生態學家卡爾．林奈（Carl von Linné）於1753年發表的《植物種誌（Species Plantarum）》，其中已可見十八世紀學說早就把植物作出非常精細的分類，卻都是建基在外觀、生命與成長動力的解讀之上；而她與Hannes雖生於不同年代，卻都可以在圖書館讀到約翰．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於1790年發表的《植物變型記（The Metamorphosis of Plants）》，裡面更是以詩歌配以無數當年博物學熱愛素描植物或動物的繪畫，都是一種對外觀認知的追求。至於七十年代之後隨生態與動物保護論述，而說到動物甚至植物都有感知和思考，就如戲中的實驗一樣，讓我們看到植物也有靈性，而所謂智慧，就非人類所專美了。

年代和語境，讓人物和銀杏都能夠獨善其身

更重要的，是這種非人類所專美的，而體認在植物外觀、感知與思考的能力，都要在特定語境之下，讓角色單獨地，如被孤立在群體以外，才能夠發現得來，再與植物感同身受。先是上世紀初的Grete，在男性沙文主義當道的大學，已顯得格格不入，以至被寄住家庭的「媽媽」誤判她淫亂失德，都是逼迫她難以融入群體；猶幸她尋到攝影店鋪兼職，而獨自練習照相才會打開拍攝花、菜、葉等等植物的興趣，最後更拍到自己的頭髮、臉孔和肚臍等等身體部分如同自我探索。至於七十年代的Hannes則說過自己來自農村而不喜歡植物甚至動物，卻常常在校園攀爬甚至依坐樹上，因為他畢竟也是與校內滿有社運色彩的氣氛格格不入，唯有照顧花草，以至測試與天竺葵的溝通，教他和顏悅色。

Grete與Hannes都像與各自年代的德國氛圍——前者是上世紀初的納粹主義，後者是七十年代的學運思潮，都完全無關，而這或點出他們不以群體自居，才能如無語的植物一樣，發現植物為何，也同時發現自己。這個情形也發生在2020年的Tony身上，要他在全球的新冠疫情肆虐期間，如同被困於空無一人的校園裡，面對最初稍有敵意的宿舍管理員（Sylvester Groth 飾 ），以及廣闊的樹林和主角銀杏；當然Tony偶有聯絡到助手（黃雲飾），卻在收看到植物學家Alice （Léa Seydoux 飾）關於怕羞草的演講視頻之後，再扣連到自己的研究而尋得趣味。Tony的平頭裝髮型，以至素色衣著，都讓他像個孤獨修行的僧侶——畢竟學術研究本身就是一種修行，不過2020年的新冠疫情語境也逼迫著人們要接納、習慣「一人之境」而懂得安身；Tony作為神經學者就以自身領域開發植物，也在片末扣連到自身，是篇首提到的「裸體慢舞」。

由發現植物的外觀、感知與思想，再扣連三個人物各自尤其在身體上的關聯——Grete會拍攝自己的身體，Hannes本來就要靠隱身樹上而離群，而Tony甚至以電極貼著頭顱去連結銀杏，前提都是以孤寡的個性，置於各自的年代和氛圍得以體現。這又返回如樹一樣的生存方式——縱然樹與同伴的網絡聯繫都是千絲萬縷，但形同沉默的姿態，卻讓一棵棵樹可以獨善其身；人物觀照到植物的天生異稟，同時由植物反襯出人類的界限，也正在於此。

嬰兒、性和性別，都與植物並置

如上觀之，把三個人物的劇情，透過剪接拼湊敘事，甚至也用上了不同格式拍攝——以35mm 黑白菲林拍攝上世紀初、 16mm 彩色菲林拍攝七十年代，而另以數碼拍攝2020年代，更配上電子弦樂與流動水聲的音效模擬植物體內的液態運作，都是在技法上將三個部分作出非常有機的扣連。然而在文本上，三個人物除卻是有上文所談到為植物的發現過程，也更有初生嬰孩、性與性別的題旨貫穿期間，以帶出對植物與生境的觸覺。

作為神經學家的Tony，他在甫開場正是在做嬰兒面對不同物事的反應實驗，也更在馬爾堡大學的課堂上，講到嬰兒的「燈籠式意識（Lantern-like Consciousness）」，即不如成人的認知能力會在集中某一事物之後，「關掉」對其他物事的專注；相反嬰孩往往如在「迷幻狀態」，意識和認知是流動多變。這個說法，也像是植物的系統，在「同伴」的聯繫中也如液態一樣流動不息而活出可變的層次。

不過更加重要的，是戲中的三個人物也像有嬰兒的認知異稟，比如Tony在校園內觀察學生，鏡頭所剪輯的看與被看，都像隨時變化的聚焦點。而Hannes在樹間的孤芳自賞，甚至滿有好奇探索天竺葵，都是赤子之心；及至Grete為植物拍照，光影、變焦、特寫與快門更是多變的視覺觸感，是彷如嬰兒的眼去觀看植物，同時也觀照自己。三個人物對新事物的求知欲與探索之路，與戲中所說的嬰兒視點與思考，恰好吻合，如超出慣常成人的觸覺。這又更再次肯定植物世界的感知，如嬰兒般，都能夠挑戰（成年）人類中心主義。

然而話仍未止，是性與性別——尤其可說的是女性與女性化的處境，更為去人類中心之說補白。Grete在上世紀初的校園當然是男性為上，而老教授更搬弄前述經典《植物種誌》說到以性別為植物分出雌雄，甚至以「花瓣是新娘的床」、雙雄蕊和多雄蕊等等一妻兩夫與多夫的性暗示，刻意教Grete感到不安；畢竟那是上世紀初男性主導的知識領域與體制，女性也因此被排拒甚至貶抑。至於前述的寄住家庭「媽媽」，以為Grete清晨外出胡混——其實只是與一眾女生圍樹起舞而感受自然，「媽媽」的誤解也反映保守的性別意識。不過正因為保守的性別觀念與男性沙文主義，把女性、嬰孩和長者都置於權力之下，如同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會漠視動物、植物甚至自然生境，都是權力對人與物的宰制；因此女性與嬰孩、動物與植物，都是被近代世界置於邊緣的弱勢，也在生態文化上帶有共通性。

這就解釋了，為何Tony和Hannes的角色會被設定個性與行事比較溫柔而女性化（Feminine），原因是為了讓他們與女角的邊緣性「看齊」。比如Hannes會讀奧地利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於1923年出版的《杜伊諾哀歌（Duino Elegies）》，而詩作內容正是詰問人性與生死；他亦會為自己心儀的Gundula唸歌德詩作（卻被打斷），更不與男性主導的學生運動成員為伍。至於Tony雖說是學者，卻對實驗對象表現得溫柔，比如會怕嬰孩疲倦而讓他中途休息，更會親手為實驗「道具」布偶縫紉；至於他被大學宿舍管理員敵視自己的「奇怪實驗」，亦仍然以禮相對，終至「冰釋前嫌」，還一同把植物學家Alice寄來的銀杏種子，撒在樹旁讓「她」如同動物般交配成功——不錯銀杏也被設定為女性，而植物學家也把生物的性行為比喻到植物的繁殖之上。

植物的性與性別，與戲內人物作為女性，甚至是女性化的男性，一同貫串起來；更讓嬰兒的認知與視覺，設定為人物的發現，同時也見於植物的流變生命。種種文本的描寫，都豐富著生態觀點，並去掉人類中心主義或男性強權價值，去理解滿有靈性的世界。

小結：寄語共融共生

話雖如此，《寂靜的朋友》作為電影，以影像看到動人的生態，始終還是要滿足人類的眼睛，以讓觀眾看到愉悅而奇觀的畫面（比如片首與片末都有特寫植物發芽而成長，而整部電影更有美麗的樹木景緻），更有悠揚的配樂與音效（比如液態的聲音設計而彷如涓涓流水），都是人類中心價值下的電影藝術。不過以此為前提去設計並拍成電影，卻更能打開生態認知的窗口而踰越出人類中心的界線，又的確是本片珍貴之處。

電影提及，也讓人想到多本攸關植物的經典著作，而當然作為電影，它未必真的可以為觀眾增添科學上的認知——比如人類腦電波的橫向影像，相對戲中呈現樹的縱向波紋又是真是假？以至電影中出現過的動物，如樹上的貓頭鷹、慢行的蝸牛與甲蟲、織網的蜘蛛、穿插的狐狸等等，又是如何在林間與植物相生相依？電影亦不用刻意交代。但這些景緻，已足夠教人想到生態與靈性之間，（像Tony在講課時也說到）是一個「連續的整體（Continuous Entity）」而互為連結；以至《寂靜的朋友》明乎是關於植物和人的沉默友誼，已然觸及生態倫理而不以人類自居。片末Tony的「裸體慢舞」於此就更是一種寄語，以盼望生態裡的物事可以如嬰孩般、去性別化地，共融共生。

註1：渥雷本的經典著作可見《樹的祕密生命》（2016）、《樹的祕密語言》（2017）及《樹的韌性》（2022）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