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李歐梵《我這一代人：師長，朋友和我》書摘——〈憶金銓——他的遺憾〉

在美國劍橋我家住處附近，有一家租賃影碟和錄影帶的小店。有一晚我偶然路過，遂入該店瀏覽，竟然發現兩張老友胡金銓導演的經典名片：《大醉俠》和《迎春閣的風波》，於是趕緊租回家與吾妻共賞，舊夢重溫，老友的音容笑貌又恍在眼前。

我早想寫一篇像樣的紀念胡金銓的文章，數年來卻一直沒有動筆。也許以前也寫過一兩篇和他相關的隨筆，但都是為了應景，不能算數。還記得金銓去世後不久，我匆匆從香港飛回美國，老友張錯到洛杉磯機場接我，立即驅車到該城的「玫瑰崗」墓園金銓的墳前致祭。默哀幾分鐘後，我們兩人竟然也沉默了下來，突然覺得沒有什麼話好說，無語問蒼天，心中一股怨氣無法發作，只有怪金銓時不我與，生不逢時，好不容易等了這麼多年，好不容易募足了款可以拍《華工血淚史》了，卻因動心臟手術不當而辭別人世。

友朋之間近年因心臟動手術的大有人在，而且都順利康復，為什麼偏偏輪到胡金銓倒楣？英才早逝，一點都不假。可惜的是當他在洛城那十幾年鬱鬱不得志的時候，又有多少人記得他？除了他的一兩位女弟子外，恐怕只有在洛城的三四位老友了。

我當時恰在洛城任教，所以和這幾位老友——張錯、阿城、卜大中和金銓——定期在蒙特利中國城聚會。先到一家糕餅店喝咖啡，然後再選一家餐館去大快朵頤一番。記得常去的一家館子叫做馬家館子，為回教徒所開，每次去必點酸菜羊肉火鍋和大餅，金銓和阿城對此特別鍾意，我也吃上了癮。後來每與張錯提起，都口水直流，懷念不已，可能下意識之間也暗藏「玄機」吧！金銓在吃飯和喝酒的時候表情特別出神，話也特別多，邊吃邊談，除了開老友的玩笑外（「李歐梵，你這個哈佛博士，讓我來考考你民國史！」），就是講故事。

老友之中有兩位是公認的說故事大家：一是阿城，一是金銓。而兩人說故事的技巧恰好相反：阿城的態度是「布雷希特式」的，故意和故事中的人物和聽故事的人保持距離，他最拿手的「間離效果」，就是在說笑話的時候先冷笑半聲，然後冷冷靜靜地講到最好笑的情節，到聽眾笑得人仰馬翻的時候，他卻冷如冰霜，等你笑完了再講。（阿城老弟，多年未見，聞你雲遊四方，最近隱居北京，什麼時候再給我講個笑話聽？）金銓說故事的方法大多是「史鄧尼斯拉夫斯基式」的，未說前自己早已進入情況，而且材料豐富，講的多是歷史掌故，尤以近代史為多。偏偏我這個在美國學過近代史的人往往被他考倒了：「李歐梵，你連這個都不懂？沒讀過？好吧，我來說個故事給你們聽！」後來他乾脆連這個幌子也不用了，我當然更處處作無知狀，逗他講，他當然越說越開心。後來我乾脆把我的硏究生也介紹給他，據說他往往有請必到，故事一說就說個通宵！

至今憶起，我在洛城的那四載荒蕪的歲月，一事無成，所幸有胡金銓講故事，還有那家淸眞館的大餅和酸菜羊肉火鍋。在十多年後的溫馨回憶裡，都化為「酸的饅頭」（sentimental）的感傷。人老了，思念老友的情緒反而越熾，有時思念起來，甚至會把自己對生命的危機感也喚起來了。我至今不能釋懷的是：為什麼好好一個人，回到台灣去動一個例常的小手術，竟會在手術室休克而死？！況且金銓對於中西藥的知識非常豐富，對於自己的身體也善自照顧得很好，為什麼會不幸如此？我從未問過他是否想到死，但我知道在他動手術的時候，正是他最不想死的時候，因為他要使自己精力更充沛，可以經得住影片一旦開拍後的體力消耗。我有遺傳性的糖尿病多年，也曾想到因此病而引起的心臟病，或因膽固醇過高而引起的血管阻塞症，金銓不是就因此而喪生了嗎？可惜他當年在身邊的「義女」太年輕，後來又離他返台就業。老友之中只剩下一個張錯陪他。可能金銓在形單影隻之後沒有好好照顧自己身體？

我畢竟幸運多了，現在有愛妻在旁時時提醒我不要多吃多喝，身體是最大的本錢。吾妻也是金銓的仰慕者，和金銓至少也有一面之緣。八十年代我在芝加哥任教時，金銓曾來訪問過一兩次。記得其中一次是芝城藝術博物館的電影中心舉辦的「胡金銓電影回顧展」，主持人Richard Pena （現任紐約林肯中心電影節的主任）也是一個金銓迷，和我相識，他請金銓來芝城親自登台。吾妻玉瑩當年也和前夫鄧文正在芝大，二人都是好友，所以我理所當然地把金銓介紹給他們。我忙不過來就託他們招待，玉瑩至今還記得金銓在他們家那晚，講故事直到深夜，在場的香港同學們也聽得津津有味——不但吃到玉瑩親自下廚煮的廣東菜，而且聽到金銓以流利的廣東話講的歷史故事和拍片花絮。

金銓的朋友極多，而且他個性豪爽，也最易交朋友，三教九流的人都有，然而我覺得他最喜歡交的朋友還是知識分子和學者。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私底下畢竟還是個讀書人，沒有讀那麼多書，哪來那麼多的故事好講？許多人只見過喜歡熱鬧的金銓，卻沒有見過在斗室裡讀書的金銓，他在洛城柏色狄那區的公寓並不大，卻堆滿了書。後來張錯為他料理後事的時候，為了處理他的藏書確曾大費周章。我沒有和他「共讀」過，卻邀請他數次到學府演講。最後一次是在哈佛，他從西岸飛來，似乎很疲憊，當夜在劍橋的一家小旅館又因暖氣不足而沒有睡好。第二天上午開座談會時，先演了一段他帶來的影片——記得就是《迎春閣的風波》或是《忠烈圖》——然後請他解說，他有氣無力地隨便敷衍幾句就下台了，令我大感失望。後來看看他的臉色，一副窮途末路的樣子，我感到一陣心酸，這一代大師怎麼會如此落寞寡歡？他推說前夜沒有睡好，抱怨劍橋的旅舍太簡陋，我更感到歉疚了！在招待他的茶會上，他稍微振作一點，大談他正在策劃的動畫片，又把一本畫冊給我看，畫的全是魚，生氣活現，我卻因為忙於招待別人，沒有多看。最近在電視上偶然看到迪士尼公司剛出品的動畫片Finding Nemo （《海底總動員》）大為賣座的消息，我不禁想到金銓給我看的那本畫冊。他畢竟有先見之明，然而雖有先知先覺，卻偏偏碰不到伯樂，連一個小孟嘗君也找不到！我們這幾個學術界的老友，除了邀他演講談天之外，又能夠做什麼？我至今對他還感到歉意，因為那一次見面，竟成了永別！我的老友是鬱鬱不得志而死的，死後雖備極哀榮，但在他生前能夠為他雪中送炭的又有幾個人？

老友之中幫過他忙的，除了近水樓台的張錯，最早請金銓到他任教的南加州大學（也是電影硏究的重鎭）作駐校藝術家外，記得還有戴天。有一次他特別從加拿大飛來洛城探望金銓，我駕車和他同到柏色狄那去看他，倒眞樂了一陣子。當時我心情也不好，自顧不暇，沒有照顧到他。戴天介紹他為台港報紙寫專欄，一位大導演竟然要賣文為生，我聽來也心酸，然而當時我自己也是一貧如洗，薪水不夠付房子的貸款，也是靠了老友劉紹銘的介紹，在《信報》賣文為生，勉強貼補家用。

洛杉磯是我的傷心地，恐怕對胡金銓也是如此。當然他必須住在洛杉磯，因為這個城市畢竟是世界電影的中心，金銓欲圖發展，非在此城打天下不可。但是他又比不上後起之秀吳宇森那麼幸運，來洛城未幾就成了影城寵兒。據聞吳導演也很夠義氣，為金銓買到一塊安身的墓地。我那天和張錯走進玫瑰園，在那座小丘上見到了他的墳，除了唏噓之外，夫復何言？

金銓的葬禮我沒有來得及參加。本來是要我以來賓身分致詞的，改由阿城主講，深慶得人。後來我看了記錄這場典禮的錄影帶，對我印象最深的是阿城說他怎樣用手擦汗—不是別人用手掌左右亂拭，而是像武俠過招前一樣，手掌垂直抹下，斬釘截鐵，一副英雄氣派！金銓長的個子不高，穿衣服也很隨便，記得在洛城時他常穿的是一件米黃色的打獵裝（safari jacket），口袋特別多，開了一輛吉普車，載着我們在洛城公路上疾馳，如入無人之境。他對這個城市瞭如指掌，哪個出口，哪個入口，他都很淸楚；有時候是他的影界同行小穆夫婦開車，載着我們到處遊歷。我一直以作金銓的「跟班」為榮，倒不是因為我十分崇敬他，而是覺得和他出遊頗有「氣派」——像他影片中的俠客一樣，所不同的是俠客騎馬，我們只能開車，而我偏偏最憎恨汽車。金銓正相反，在這個以車代步的城市竟然如魚得水，而我開車必有事故，浪費了不少修車費，所以這是我要詛咒洛城的原因之一。

我曾寫過數篇「洛城咒」，卻沒有提到胡金銓，如果要我以此為題再寫一篇的話，我一定會說：這個影城雖然為晚年的金銓提供了一個生活的場所，然而卻不能發現他的才能，為他提供更多的機會。金銓朋友雖多，他卻不會在資本主義錢堆裡去鑽營，仍然保持一個藝術家的風貌。他似乎也沒有一個經紀人為他打點。他的早期影片旣叫好又叫座，可惜好景不常，他的後期作品卻逐漸不受「群眾」歡迎。偏偏他又「交友不愼」，交了我們這幾個知識分子的老友，為他的影片出的主意毋寧是「票房毒藥」，是製片商最討厭的對象。金銓自己又慢工出細活，每每超過製片的預算和時限，《笑傲江湖》的難產即是一例（後來還是徐克補拍完工的）。然而，以他的博學和藝術造詣，又怎能粗製濫造？他最後一部片子恐怕就是被預算所迫粗製濫造趕出來的，看完更令我心酸。

還記得那一天在香港啟德機場偶遇金銓，看他帶了一班人馬要趕到北京去拍一部改編自《聊齋》的片子《畫皮》（後來片名被改得不倫不類），那時他眞是趾高氣揚，露出多年來鮮有的英雄本色，我當然為他高興，並祝他馬到成功。不幸我這個知識分子的祝福變成了他的一咒，片子拍完了，被剪得慘不忍睹。一代名導演竟然落得如此下場！後來我們見面都不提此事。

金銓在美國的另一面，可能鮮為人知：他住在洛城的時候，結識了幾位好萊塢影界的老導演，其中之一是鼎鼎大名的比利．懷爾德（Billy Wilder），我最近重看他的《日落大道》（Sunset Boulevard），又想起胡金銓來。看過此片的人一定知道，該片的主角是一個過氣的女明星，而她所住的那幢豪宅中的僕人和車夫，卻是當年鼎鼎大名的導演，而飾演此角的Erich Von Stroheim 就是當年默片時代的名導演。懷爾德拍攝此片（1950），可能也是為了向另一個時代的大明星和大導演致敬。記得金銓在柏色狄那的公寓中就掛了一張比利懷爾德的照片，下面還有一句他親筆寫的字，記得是：To King Hu,From one director to another （給胡金銓，一個導演向另一個導演）——雖沒有「致敬」字眼，但我知道頗有英雄相惜之意。

懷爾德晚年也過着英雄落魄的日子，但他至今備受尊敬，所導的那部《熱情如火》（Some Like It Hot）曾被選為有史以來一百部最佳喜劇的第一位。在我的心目中，胡金銓在中國影壇的地位也應該是「天下第一」（他也曾以此為名拍過一部影片）。多年前我曾大膽預言，而且還對金銓親口說過：「千萬要保存好你所有作品的拷貝，因為它們遲早都會變成經典，而且必會在電影學院中作樣板演出，讓後世導演學習！」我這個預言倒幸而言中，在美國各電影學院，提到King Hu 的大名無人不知。只有我的漢學界同行才後知後覺：有一次金銓打電話到一位美國同事家中找我，我只聽到這位名歷史學家在接電話裡反問他：“King who？” 令我啼笑皆非，不禁衝口向他說：「記着，我這位朋友就是一個King——中國電影界之王！」

在這位影界之王、武俠片的霸主面前，我確曾「巴結」過。那還是金銓最春風得意的時代——七十年代初，我初到香港，記得是老友戴天和劉紹銘介紹我識得金銓。我當時早已為他的《龍門客棧》所折服，覺得從來沒有一位中國導演把壞人拍得如此出色：那個明朝東廠的頭子武功蓋世，個性和造型都絕妙，眞有點「前無古人」的味道。說不定就在那個時候，我立志在電影中演個壞蛋，而且只想演三分鐘就夠了，因為我有自知之明，演技不佳。

當金銓拍《俠女》的時候，我適在香港，又成了他的跟班，當然要巴結他嘍，於是一有空就跟着他去郊外拍片。記得有一次在現場等了大半天，就看金銓指揮工作人員點火煽煙，但金銓老覺得氣氛不夠，搞了一整天才拍完這場數秒鐘的過場戲。記得這場戲是描寫一個樵夫來通風報信，於是一傳十，十傳百，消息不脛而走。後來金銓把拍好的毛片在剪接室中演給我看，一個個通風報信的鏡頭接起來也有數分鐘長。當時我自認是行家，於是向金銓舉出剛看過的一部美國片The Thomas Crown Affair （《天羅地網》），片中有一個鏡頭，是把十幾個小鏡頭放在同一個畫面裡，效果甚佳。我於是對金銓說：「何不依樣葫蘆一番？這樣過場戲的節奏就快多了。」不料竟蒙他接受。事後他吿訴我：「你這個建議，害得製片商多花了幾萬港幣！」

我和不少人提過這個掌故，而且頗為自豪。另一個掌故，卻不常提起：金銓有一次眞的要我和他合作寫劇本，片名叫做《紅毛大將軍》（指的是一尊巨炮），以明末的澳門為背景，描寫一批勾心鬥角的人——軍火商、海盜、官兵，還有天主教的傳教士——在這個彈丸之地各逞所能，都想滲入中國內陸。金銓向我指手畫腳，大談鏡頭：「你看，片子一開始就是梵蒂岡的大遠景，然後一隊修道士經過，鏡頭移到主角的特寫 ……。片頭字幕過後，就是澳門，街景，破落的教堂，然後那個荷蘭軍火商出現了，最好找詹姆斯．梅遜（James Mason）來演……。」而我當時恰好在中文大學教授「中西交通史」一課，於是從思想史的角度大談天主教士未入中土時的心態，甚至還建議在教堂開一個別開生面的orgy （狂歡會），把天主教士的頹廢面顯露出來。但金銓聽後不感興趣，說我的看法思想成分太多，拍「狂歡會」更會得罪人。「電影是視覺的藝術，不是思想史！」記得他如是說，我當然不服氣，兩人談不攏，這個拍片計劃也不了了之。

現在回想起來，才悟到金銓是對的：電影畢竟是視覺的藝術，而金銓的電影成就和建樹就是在視覺上。然而他的影片中的畫面和鏡頭有內涵，因為他非但精於美工，而且對於中國古典美學也是內行，所以「視」之有物。相較之下，張藝謀的《英雄》則徒有畫面之美，令人眼花繚亂，內容卻空無一物，如果有也是不自覺的「法西斯」心態。李安的《臥虎藏龍》可謂是向金銓致敬之作——特別是《俠女》——但卻缺乏歷史感，成了一種「混雜」片，卻最受西方觀眾激賞。然而，還有誰可以拍得出像《空山靈雨》、《山中傳奇》和《俠女》後半部的意境？這種意境，雖是視覺的產物，但沒有對中國古典文化潛移默化的功夫，是拍不出來的——或者可以說，拍出來的都是嘩眾取寵的「假」貨！

在這個眞假不分的「後現代」社會，金銓的作品可能更不合潮流，然而也說不定。近觀好萊塢另一個寵兒Quentin Tarantino 的新作《追殺比爾》（Kill Bill）二集，此公據說深受香港和日本武俠片的影響，但片中除了上集最後那一場大開殺戒的日本場面外，幾乎乏善可陳。如果有它的「意境」的話，也是回到美國鄕土的西部片類型。第二集中最糟糕的一段，就是金髮的女主角向山中某中國武術大師學藝的場景，非但不倫不類，而且連「後現代」式的噱頭也玩不好。如果金銓在世，不知作何感想？

金銓逝於1997 香港回歸的那一年。即使他現在仍活着，也不過比我虛長幾歲而已，最多不過七十，而世界導演名人中在七十歲享譽甚隆的大有人在。走筆至此，只有擲筆而嘆。適才老友張錯從洛城打電話來，知道我正寫此文，他提醒我說：金銓走時正是一月初，美國人耶誕節期間去掃墓所獻的「聖誕紅」還沒有凋謝。張錯每逢金銓忌辰去他墳上致祭時，都看到漫山遍野的紅花，美得出奇。我聽後不禁想到去年底到台北近郊金寶山向父母親墓地致祭的情景來：也是冬天，也是一片花色，從雙親的墓地走出來到金寶山的入口，我突然發現小山頂有金銓的雕像，旁邊還有音樂家許常惠。台灣的朋友總算沒有忘記金銓！我一時百感交集，一個人在寒風中衝上山去，望着金銓的像，又說不出話來，只有兀自默默祝他在天之靈安息，將來總有一天可以在天堂和他重聚，再來拍一部《紅毛大將軍》，以償宿願。

2004 年初稿，2025 年重新修訂

補記

香港

1970 年我第一次到香港，那是香港文化的黃金時代。當時我覺得香港是我最喜歡的城市，我在這裡如魚得水，為什麼呢？各路人馬都有，左、中、右派的，各種政治傾向的都有，加上流亡到香港的知識分子。當時像我這種比較自由主義的人，都給一個雜誌投稿，那就是《明報月刊》。編者叫胡菊人，最近剛剛過世，我其實也非常傷心，那一代人裡面他也是個很重要的人物。我認識胡菊人是因為他有一個好朋友叫戴天，是我的大學同學。大家有一個知識分子的團體，很常來往，其中還有司馬長風。這些朋友合在一起，編了一個雜誌《南北極》。我當時很不滿意邵氏公司的那些打鬥片，我認為它們太過殘暴，就在《南北極》寫影評。因為這些電影、文學的關係，合在一起，胡金銓就出現了。

胡金銓當時常常來香港，他也在邵氏做過演員。他是神童啊，大概十幾歲開始演電影，《翠翠》裡面他就演過配角。他演了好幾部片子，然後就當導演。他的第一部出名的片子叫做《大醉俠》 ——後來成龍的《醉拳》都學他，喝酒喝醉了再去打鬥 —我們就這麼知道他了。當時胡金銓名氣非常響，他拍了一部從來沒有人拍過的，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片子，就是《龍門客棧》。因為《龍門客棧》是第一部把壞人的武功寫得比好人還厲害的，而且創造了錦衣衛、東廠的形象，這些都是胡金銓帶來的。

所以後來我們就跟胡金銓非常熟，我就做他的跟班。有一次《俠女》拍外景，我也跟去。他在新界鄉村附近拍一個過場戲，電影裡面大概只有幾秒鐘，他拍了一天。那個場景大概就是，有個樵夫走到樹旁邊，看到一個死人。他叫我們和那些電影工作人員一起煽煙，製造氣氛。我煽煙就煽了一天。

後來《俠女》出來，賣座不好，因為當時要演兩場，禮拜一到禮拜三是上集，禮拜四到禮拜六是下集，不能一氣呵成。另一方面，懂得中國文化的人喜歡胡金銓的電影，可是一般的觀眾，只喜歡看打鬥的場面，不喜歡看他的故事，因為他不會講故事。他不耐煩，覺得交代故事沒什麼意思。和朋友閒聊的時候他擅長講故事，可以講到半夜，但是電影是視覺藝術，要用電影的語言，這是兩種不同的講故事方法。

到 了 1975 年，《俠 女》在 坎 城 影 展 獲 得 技 術 獎，但 我不記得他跟我講過得獎的事。有一次，忘了是哪一年，是在哪裡，胡金銓告訴我，他剛從歐洲回來，從柏林回來。我問他是不是參加影展，他說不是，他是見指揮家卡拉揚（Herbert von Karajan）。他講了半天，那個人怎麼高傲，讓他在外面等了好久，然後才見到。原來是卡拉揚想拍一部杜蘭朵公主，那是中國故事——故事是講一個冷面公主杜蘭朵，有人向她求婚，她說我給你三個謎語，如果謎語猜錯的話，我就把你殺頭——當時想拍成電影，就請胡金銓導演，結果沒有拍成。他就特別費勁到柏林去了又回來。胡金銓知道我是樂迷，他當然也是順便吹吹牛，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不大清楚。不過可以看得出來，他自己引以為榮的是這些東西，他好像沒有跟我講過電影節的事情。

能夠和像胡金銓這些人見面，在香港生活，而且打成一片，這些事情，當時對我來講，真的是開心得不得了。常 常 是 我 們 幾 個 人 一 起，到 尖 沙 咀 香 港 酒 店（Hong kong Hotel），underground 有一個酒吧，我還記得叫做 Gun Bar。我們一到 Gun Bar，那裡面的酒女也好，顧客也好，大家都認識胡金銓，他是每個人都知道的人物。我們去酒吧，當然是胡金銓請客，我那時候剛剛三十，完全輪不到我。他的片子票房未必高，哪裡來的錢我搞不清楚，可能是製片方給的。胡金銓和我們大家一起，都是所謂文人，都是知識分子，他只是拍電影而已，我只是教授而已。好像教授是我的正業，或者是我的副業 —我現在養成一個習慣，什麼是我的正業，什麼是我的副業，有時候搞不清了。我說過自己算是學者、文化工作者，這些說得好聽是做成身分，說得不好聽是一事無成 —從這裡我就想到，胡金銓在我的印象中，他也是一種多重人物，就是有多重興趣的人物，而且他自己很喜歡跟他科班以外的人交往。

有一個半八卦的新聞，不過這真的不是假的。當時有兩個年輕的美國女性，都是來香港做 instructor。我和其中一個拍拖，胡金銓是約會另一個。你想想，胡金銓是這樣一種人物。他的語言不錯，英文沒有問題，李翰祥和他有相似之處，也是文人，但是李的英文就不行了。胡金銓這方面是才氣縱橫，所以他後來到美國發展，到 UCLA，從來沒有人說胡金銓不會講英文。他到處講，好像什麼語言都懂。他這個人是多才多藝，更不要說他會唱戲，京戲也很懂。胡金銓的電影，情節和方式有時候稍微模式化，如果說有原型，那就是一齣很短的京戲，叫做《三叉口》。晚上有人來偷東西，於是就在桌子下面打來打去，類似默片那種。這是胡金銓喜歡的，所以他的概念就是在客棧，然後各路人馬都來，《大醉俠》、《龍門客棧》那些都是這樣。

洛城

胡金銓這個人，要仔細把他再分析的話，他的好朋友都是男的，女的跟他的關係是師徒關係。鄭佩佩、徐楓，她們崇拜胡金銓，是胡金銓把她們提拔出來了。胡金銓潦倒的時候，照顧他的就是鄭佩佩，一路照顧他。可是肝膽相照這種，buddy-buddy，那一定是男的，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他在 LA，還有個很好的朋友，兩人個性有相似的地方，就是阿城。他們倆都是北京人，都流落在洛杉磯。胡金銓自鳴不得意，阿城這個人好像道家哲學家一樣，什麼都會，逍遙自在，他從來不抱怨說自己要潦倒了。

我在文章裡寫到，胡金銓打電話找我，有一位歷史學家接起電話不知道他是誰。那是我去 Cohen （柯文）家參加party，提前告訴胡金銓了，所以他找我就打電話到 Cohen那裡。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電話鈴響了，Cohen 拿起電話 說：“King Who? King Who?” 當 時 我 們 聯 絡 是 為 了 什 麼 事情，我 都 忘 了。Cohen 是 我 的 恩 人。我 在 Princeton 找 不 到職位的時候，他特別請我到 Wellsley 去教書，雖然我沒有去。後來他愛上了一位港大的教授 Elizabeth Sin，所以常常來香港。他一來，我們兩對四個人就去吃飯。我說過我想在電影裡面演壞人，有一次我跟 Cohen 都戴了黑眼鏡，拿個槍，演香港黑社會。我那天聽說 Cohen 過世的時候，真的是，過去那一段突然好像回來了，可是你也知道這是假的，已經過去了，怎麼會回來？把 Cohen、胡金銓這些人混在一起，那是有意思的，就好像《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那種，一個人碰到各式各樣的人物。當時我就覺得胡金銓的世界是多彩多姿的、各式各樣人物的一種文化世界，如果用電影的方式去表現，要怎麼拍？我想不出來。

他真正懂中國文化

當年邵氏的武俠片打來打去非常血腥暴力，相比起來胡金銓根本是另一種風格，他的手法，我當時就看出來，完全是從中國國畫傳承下來的。他對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很懂，中國的人性他也很懂，中國的書他看了很多，所以就感覺到，看他的電影，不管是哪一部，雖然故事是虛構的，可是感覺到很有味道，那個味道是懂得中國文化的人會喜歡的。

胡金銓只活了六十四五歲，為了拍攝《華工血淚史》去動手術，就死掉了。所以他的一生，我是說悲劇，就是懷才不遇。像《末代皇帝》，如果叫胡金銓來拍的話，那就不一樣了。現在《末代皇帝》拍出來的是意大利片，不是中國片，是以歐洲人的眼光來看，也有他一套東西，但是跟中國歷史無關，可是胡金銓就不一樣了。可惜他沒有辦法施展這方面的才氣。

據 2025 年 9 月訪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