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書展2026】書展精華遊 ：從梅艷芳「百變」重溫香港盛世 喝《號外》冷氣水長大的五十年 劉以鬯《香港故事》：太平山人眼中的香港 黃宇軒談於城市穿梭的漫步法

「變：梅艷芳與香港盛世」講座

若論香港流行文化巔峰時期的巨星，男有「哥哥」張國榮，女必數「百變天后」梅艷芳（梅姐）。今年商務印書館(香港)重磅出版《變 : 梅艷芳與香港盛世》一書，全方位討論梅姐整個生涯的種種面向，其中該書主編、文化學者李展鵬、曾擔任梅艷芳音樂總監及唱片監製的資深音樂人王雙駿，以及香港流行文化研究權威朱耀偉教授三人對談，從音樂製作、舞台表演、電影成就以及文化脈絡，讓觀眾重新回望這位「百變天后」如何塑造香港流行文化記憶。

講座伊始，話題自然地回溯至1982年第一屆新秀歌唱大賽，是梅艷芳踏入星途的起點，更是香港樂壇改朝換代的關鍵時刻。王雙駿憶述當年透過電視螢幕觀看比賽時的震撼，直言：「當時感覺佢唔係一個新秀，好似一個已經好有經驗嘅歌手。」這種超乎年齡的從容與鎮定，源於她自幼在遊樂場與酒廊等不同場地賣唱所累積的實戰經驗；這份與生俱來的舞台氣場，結合後天殘酷的磨練，早早為她日後成為巨星奠下基石。

朱耀偉提到：「在梅艷芳橫空出世之前，香港樂壇的女歌手多以溫婉、端莊的形象示人，如徐小鳳、汪明荃等。然而，梅艷芳的出現猶如石破天驚。從早期的《心債》到引發巨大社會迴響的《壞女孩》，她大膽挑戰傳統社會對女性的刻板印象。」朱教授繼指，無論是西裝加身的型格，還是皮褸帶出的野性，都徹底顛覆當時大眾對女歌手的想像，同時展現出梅姐百變型象。

王雙駿以《似水流年》為例，指出這首歌的音域其實相當狹窄，旋律起伏不大，「當一個音域咁窄的旋律，你要去講一啲咁深情嘅嘢，就變成好難」，稍一不慎便會流於平淡。然而，梅艷芳卻能以其深厚的底蘊與豐富的人生閱歷，將這首看似平淡的歌曲唱得百轉千迴，令人「俾佢個演繹吸引咗」。他又提到後期的作品《電話謀殺案》，梅艷芳在錄音室中展現了如同影后般的戲劇張力，完全化身為歌曲中的角色，王雙駿以技驚四座來形容當時的感受，直言：「佢完全成為是歌中的角色。」

外界往往過於聚焦她的舞台形象，而忽略她作為一位頂級演員的實力。朱耀偉認為梅艷芳的演藝事業涵蓋喜劇、動作片與文藝片等多種截然不同的類型。無論是《審死宮》中宋夫人的搞笑氣場、《胭脂扣》中哀怨纏綿的如花、《半生緣》中令人又愛又恨的顧曼璐，還是《鍾無艷》中反串演出的齊宣王，甚至是《東方三俠》中的女俠角色，她都能輕鬆駕馭，又能保有「梅艷芳」本身的魅力。

朱耀偉引用詞人周耀輝對「青春」的觀點，指：「『青春』就係一種情懷，一種膽量，唔係樣貌」，他認為梅艷芳在事業晚期依然勇於探索未知：「一個天后級嘅歌手，佢有膽量去嘗試不同的事⋯⋯對我嚟講呢個就係一種青春嘅情懷。」這種態度正是香港流行文化中最為珍貴的青春精神，而這種突破精神在《極夢幻演唱會》中達到了頂峰。

王雙駿作為該演唱會的音樂總監，憶述當年大膽地將演唱會的前半段設計成一個具有連貫故事脈絡的小型音樂劇，並將《胭脂扣》等經典名曲進行了徹底的重新編曲。雖然這種前衛的嘗試在當時讓部分期待懷舊金曲的觀眾感到錯愕，但歷經時間的洗禮，這場演唱會如今已被視為香港演藝史上最具前瞻性的藝術傑作之一。

梅姐一眾事蹟相信各位粉絲都津津樂道，其中梅艷芳與張國榮在演唱會上合唱《芳華絕代》時在沒有採排下即興互動更可堪稱為經典。作為目擊證人的王雙駿笑言：「他們係真係沒有採排過任何動作，彩排時僅僅是試音，當晚舞台上梅艷芳伸手、張國榮承接等所有動作，都是當晚即興。」王雙駿形容那是一種難以言喻的默契，近乎「照鏡」般的心靈連結，並表示兩人功力高深，若刻意綵排反而可能失去那韻味，恰恰反映了他們對自身技藝的絕對掌握。

朱耀偉最後總結道，梅艷芳是音樂與電影的創造者，亦同時象徵著香港城市文化高峰。她的時尚、舞台美學、對創新的堅持，都折射出那個時代香港人的自信與想像力。「今年「牛津人物傳記詞典」收錄李小龍與梅艷芳等香港人物，正說明她的影響力已超越本地，進入更廣闊的歷史書寫。

在觀眾提問環節，有觀眾問及究竟是梅姐的影響力影響到當年社會造就香港盛世，還是「時勢造英雄」，朱耀偉認為是兩者相輔相盛，「在契機之下所以造就香港的盛世，亦加上有『哥哥』、梅姐等人將盛世再推到高峰，要知道並非每一個潮流都可以達到這種高度。」

另有觀眾詢問為何近年香港樂壇影響力不復當年、被韓國流行文化，朱耀偉從宏觀角度指出，這與兩地政府的文化政策支援力度、市場資源分配以及全球化環境的變遷息息相關。他呼籲業界在面對困境時，應坦誠檢討自身的不足，面對並解決問題，而非沉溺於過去的輝煌或以精神勝利法自我安慰。王雙駿則以更為平和的心態看待時代的更迭，認為每個時代都有其獨特的背景與挑戰，重要的是音樂人能否不斷超越昨天的自己。

「塑造風格，帶領潮流——《號外》與香港同行50年」講座

《號外》創刊迎來五十周年，講座由現任主編李照興主持，與跨媒體創作人歐陽應霽和攝影師RINGO TANG，聚焦文字、視覺審美與時代肖像不同方向，回看五十年來《號外》如何慢慢成形。

講座一開始回顧陳冠中的一句話：「正如北非文化滋長了威尼斯文藝復興、洋涇浜成就了世紀初的上海、吐蕃統治奠定了敦煌的輝煌，半唐番將在後世的記憶中代表香港。」這句話點出了《號外》的底色。所謂「半唐番」，不是一個可以輕易歸類的詞，它帶著混雜、游移，也帶著某種後殖民與傳統之間薄弱的關聯。

這種帶著反叛的氣質在《號外》創刊時已很鮮明：雜誌以29x39cm的大開本面世，比一般雜誌大得多，像一塊更寬闊的畫布，讓文字、圖像和設計都能一併展開。李照興回憶，當年拿著這本雜誌走在街上，幾乎是新潮尖端的宣言。這種風格的成形也與香港的經濟發展同步。八十年代社會進入新的消費階段，國際奢侈品牌陸續進入香港，廣告量大幅增加。《號外》作為一本依靠廣告支撐的雜誌，背後建構了成熟的經濟循環：經濟增長帶動消費市場擴張，國際品牌廣告陸續進駐，為雜誌提供了穩定的收入來源，也讓編輯有資源提升內容質素；與此同時，讀者對生活品味逐步產生自覺，形成一種城市中產精英的文化想像。這種經濟基礎，使《號外》的風格不只是一種美學選擇，更有其現實的物質條件。

文字方面，半唐番的中英夾雜、口語與書面交織，慢慢形成《號外》獨有的語氣，也折射出香港一種很難被單一語言說盡的文化位置。李照興提到，《號外》的文字裡有一種「混雜的價值觀」，不是把不同語言硬湊在一起，而是透過語言去承載不同價值之間的碰撞與容納。他舉例，早期《號外》曾有一系列文章討論「皺的美學」，不追求完美修飾，而在隨意中體驗生活的實感。這種態度後來深深影響了《號外》一代的創作人。

《號外》之所以能慢慢形成自己的風格，除了文字，還有它一直很重視的版面和影像。RINGO TANG提到，菲林年代的封面拍攝是團隊合作，沒有即時回放，很多判斷都只能靠經驗和直覺。也正因如此，《號外》的封面往往帶著一種很強的時代感，既有破格的造型，也有當時香港流行文化的氣息。書中收錄「最經典難忘的封面」投票結果，張曼玉、梁朝偉、張國榮、鍾雪等人位列前列，也可見《號外》如何透過封面攝影一代一代地累積香港人的集體記憶。

RINGO TANG 回憶，1985 年《號外》別冊曾拍攝張藝謀。當時他以《黃土地》攝影師身分首次來港，李志超看見他時聯想到三島由紀夫，於是提出以此作為拍攝概念。拍攝時，Ringo 也特意以陰影處理臉部輪廓，讓畫面停留在半明半暗之間，添上一點神秘感。拍攝前李志超先與張藝謀在酒店長談，張藝謀對此表現出濃厚興趣，甚至主動要求看三島的書。拍攝時張藝謀非常配合，脫下上衣，在簡單佈景前完成了一組充滿「日本雄性魅力」感覺的照片。李照興指出，當年的訪問模式和今日截然不同。如今媒體採訪往往只能在藝人化妝的短時間內完成，但當時《號外》的採訪可以長達數天，編輯會與受訪者反覆見面，建立信任後才敢動筆。一個封面，不只是影像，也是一場彼此之間深度遊的起點。

講座中多次提到《號外》的「裙帶關係」：不同年代的創作人彼此舉薦，一代傳一代。從七十年代創辦人陳冠中、鄧小宇、丘世文，到八十年代岑建勳、馮禮慈、李志超，再到九十年代的RINGO和歐陽應霽，慢慢形成一個持續的創意生態。歐陽應霽說，他們這一代是「喝《號外》的冷氣水長大的」。他也提到九十年代初參與《號外》台北版創刊號的經驗。當時台灣剛解嚴不久，文化界對新可能性充滿渴望，但空降的雜誌要真正融入當地文化圈並不容易。歐陽應霽坦言，即使團隊裡港台人才兼備，仍然感受到「始終覺得我們是外人」的隔閡。這次經驗讓他深刻體會到，一本城市雜誌要落地，不能只靠外來想像，文字、語言和美學風格都得跟城市本身接上，才可能慢慢生根。

半個世紀的歷史、幾位資深的創作人，加上文字、設計和影像三條線索，要在一個半小時內說完《號外》的故事就不太容易。講座內容豐富，但談話節奏略為停滯，各種美學、人物和年代不斷穿插，脈絡難免有些散亂。也或許《號外》的故事本來就不適合一次說盡，而《號外50》的出版，正提供了一個慢慢翻看、慢慢理解的機會。

「劉以鬯的香港故事」講座

新近出版的《香港故事》收錄劉以鬯在《新晚報》撰寫的專欄。這批作品寫於 1967 至1969 年間，合共 813 篇，每篇都是一則完整的小故事，取材自香港時令、日常見聞與小人物生活。「劉以鬯的香港故事」講座因此請來林方偉、劉太太和梅子先生分別從編選、記憶與閱讀角度出發，把這批「首次出土」的作品重新放回劉以鬯的創作脈絡之中 。

談到劉以鬯，很難不提「南來文人」這個身份。與不少回望內地或南洋往事的南來作家不同，他的小說和專欄往往不是向後看，而是往腳下看：行到哪裡，寫到哪裡。梅子先生提到，劉以鬯在上海寫上海，在南洋寫南洋，在香港寫香港；這種「在地創作」的姿態反映出生活方式、語言、氣候與社會關係交織而成的香港故事 。他也特別指出，劉以鬯在新加坡的書寫《潮濕的記憶》之中帶有馬來語和印尼語等南洋語境，在香港則學會了不大流利的廣東話，然那種跨地域的寫作經驗，讓他從語言調整自己的觀察角度。也因此，當他轉回香港書寫時，並不是單純寫一座城市，而是寫一種人在城市裡如何落腳、如何生存的經驗 。

《香港故事》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它總是從很小的場景切入，卻能把六零年代的社會氣息躍於紙上。梅子先生舉例〈趕搭渡輪〉中談兩夫婦原本趕著上船，因太太覺得冷，回頭拿件外套，結果差點誤了船期。這類故事看似只是日常插曲，卻把時間感寫得很緊張，連出門、等車、趕路都帶著香港特有的節奏 。另一篇〈搭枱〉則從飲茶情景出發，寫不同人同桌而坐的尷尬與較勁。原本只是茶樓裡常見的小事，到了劉以鬯筆下卻變成面子階級與社交距離的折射。林方偉說，自己讀這些故事時，常常讀到一半便被拉進去，因為劉以鬯寫的不是抽象的「香港精神」，而是都市裡人與人之間那些很難逃避的日常與摩擦 。

劉以鬯筆下經常出現年輕人的身影，他們以奇裝異服追逐著屬於自己世代的時尚，以衣著宣告與上一代之間那條美學距離的鴻溝。這些裝扮在父母眼中是叛逆與搗亂，在年輕人身上卻是潮流與自我。林方偉在講座中展示了Beatles樂隊訪港的照片，他們的長髮與窄身西裝正是這股年輕潮流的源頭；旁邊並置《老夫子》漫畫中的「長毛飛」造型，說明這個搗亂者的形象源於流行文化進入香港後被年輕一代吸收、轉化。當時香港有接近四成人口在二十歲以下，嬰兒潮世代與上一代在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上有很大的衝突。劉筆下的父母嫌女兒裙子太短，孩子動輒離家出走，甚至會為了一條褲子而賭氣，由而捕捉到這股世代之間的躁動、裂縫與焦慮。

劉以鬯另一個特點是常常以同一個題目反覆書寫。講座裡提到「借錢」一題就有五篇，另有〈颱風〉、〈搭臺〉、時裝主題等多個同系列主題。這種做法並不是重複，而是從不同角度看同一件事。如借錢，不只是金錢往來，也牽涉面子、關係與精神狀態；颱風，不只是天氣事件，也牽涉居住環境、風險與階層差異 。梅子先生談到，他之所以覺得這批作品值得出版，正因為劉以鬯懂得把一件小事寫出多層面貌與觀察角度。劉以鬯相信寫作「娛樂別人，也娛樂自己」，他在報刊專欄的篇幅限制與時間壓力下，依然把敏銳觀察、敘事結構與閱讀趣味交織成篇。

劉以鬯以「太平山人」為筆名寫《香港故事》，乃據太平山是香港的標誌，他以此為名，等於表明自己站在香港土地上寫作的作者身份認同 。這也讓《香港故事》不只是「香港的故事」，更是「香港人的故事」，那些小人物如茶樓客、住戶、趕船人、借錢者都是這座城市真正的面孔。

梅子先生說，六十年前寫下的這些故事，今天讀來仍有意義，因為當我們知道自己的歷史，才更能知道自己的未來。劉以鬯筆下的香港，並不總是繁華明亮的，而是潮濕、擁擠、帶著生活壓力的，但也正因如此，它才更接近真實。這批作品能在今天完整出版，不只是資料上的補遺，也讓人重新看見，劉以鬯如何用一篇篇小故事，寫出一座城市的骨架與呼吸 。

「散步之樂：城市步行的可能」講座

城市研究學者黃宇軒近日舉行「散步之樂：城市步行的可能」講座，圍繞新作《學散步——在城市尋找快樂》展開。他從「快樂」與「可能性」出發，探討城市散步如何成為一種被忽視的快樂來源。與傳統強調運動生理學的觀點不同，黃宇軒認為散步的快樂不僅來自運動量，更來自一種「內在之樂」——當人走進城市，放下自動導航的生活狀態，專注於當下的感官與思緒，便能在繁忙的日常中重新找回焦點。

他引用「靜觀」（mindfulness）的概念，指出當人全神貫注留意街道上的細微事物，便脫離了都市人慣性趕路的狀態，進入高度專注的當下。城市散步不要求你走到郊外或禪修營，而是在鬧市中重新拿回焦點。城市中充滿突如其來、自發的刺激，這些隨機的細節喚回人們對城市沉睡已久的新鮮感覺。人在這種狀態中加倍感受到自己的身體存在與思緒流動，甚至意識到自己對城市環境的細微感覺——厭惡某種氣味、喜歡某段路的平坦、被某個設計細節吸引。

為了具體說明如何「學散步」，黃宇軒在書中設計了八個章節，從不同角度提供方法讓讀者脫離慣性步調。其中最核心的轉變，在於重新設定步行的「焦點」。人平時走在街上，視線往往只落在眼前幾米內的路面，思考的是哪條路最快、哪個路口最安全，但當你刻意選擇一個新的觀察焦點，例如今天只找紅色的東西，整個步行節奏便會被徹底打斷，走向平時不會轉入的街角。

另一種方法是調整步行的「速度」。他笑說香港人常被認為是全世界走路最快的城市之一，但卻未能稱霸全球第一，乃因路窄塞住了人們平時趕路的步伐。若我們嘗試刻意改變走路的速度，放慢到像烏龜一樣，或者加快到近乎跑步，都能讓城市以陌生的面貌浮現。慢下來時，你會注意到磚縫間的雜草、招牌的字體細節，快起來時，城市的節奏感與光影流動則變得格外鮮明。

「迷路」是第三種方法。刻意放下對路線的掌控、擁抱未知的路徑，反而能打開全新的感知。當你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對周圍環境的注意力會自然提升，每一條街都成了新的線索。他鼓勵聽眾在熟悉的社區裡故意轉入從未走過的巷弄。最後是「感官」的切換，關閉視覺的主導權，轉而以聽覺、嗅覺、觸覺來引導步行，整個城市會變得完全不一樣。這些感官的切換，能讓人在同一條走了十年的路上，重新發現一個從未見過的城市。

這些方法的靈感來自德國哲學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記述，1840年前後巴黎的拱廊街出現了一種優雅的散步方式：人們牽著烏龜散步，讓爬行動物決定前進的速度。他也舉出香港藝術家白雙全的《谷之旅》作為補充，白雙全攤開一張地圖，沿著因反覆摺疊而褪色的摺痕行走，把地圖上「消失」的負空間變成一條實際路線，並以此為行路的路線在各城市遊走。黃宇軒也借用日本美學的兩個概念：「木漏れ日」（komorebi）——光穿透樹葉折射出的光影變化，比喻城市中細微事物的無限變化；「一期一會」——每一次相遇都是獨一無二的時刻，提醒我們日常中每一個微小的瞬間都值得被珍視。

最後他強調，城市步行的快樂無法被科技取代，Google Map的街景無法讓你感受身體移動中的氣味、聲音與觸感。在這個AI與螢幕逐漸主導生活的年代，散步是我們重新確認肉身存在、與城市保持真實連結的方式。他亦期望這本書能拋磚引玉，引發更多跨學科的討論，共同探討一個根本的問題：我們如何在城市中棲居，如何在行走中重新找到生活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