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王璞《畢業合影》丁伯剛導讀 ——〈讀王璞記〉

一

作為讀了幾十年小說的文學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會有諸多小小怪異習慣。比如無意間讀到一篇好小說，我會把這個作家的所有作品都找攏來一齊讀完，哪怕有些作品並不盡如人意，也一點不影響這個作家在我心中的地位。相反，如果第一次讀到的作品不好，那麼對不起，即便這個作家名聲再大，我也會下意識敬而遠之，固執地認為他不行，無法說服自己去做進一步瞭解。

王璞就是這樣，在一次偶然的翻讀中走入視野的。那是短篇小說《漲水那一年》，刊登在《收穫》雜誌，記不清具體哪一年哪一期，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初吧。不用說，我被深深吸引住。小說寫的是童年視角的哪次長沙湘江漲水。沒有什麼明顯的故事，就是寫漲水時節，不斷有傳聞像大水那樣拍打著人們的生活：江水要漲過來了。結果並沒漲過來。後來又說江水要漲過來了，又沒有漲過來。一時人心惶惶，大人們時時做著搬家準備，孩子們則激動得像過節，裏裏外外四處奔躥，反正吧，一城的人都浸在那種漾動不止的波光水色裏，看水，看江，成了生活中的日常，人浪比水浪更要高漲得多。那個小姑娘，也就是小說中的「我」，隨著氾濫的人流來到江邊，但她根本擠不進去，一道厚厚的人牆牢牢擋在面前。她慌急著四處打轉，無意轉入一條小巷中一扇不起眼卻帶幾分神秘的小門，把她帶到一座小樓的天台。等從巷道鑽出，她發現自己置身茫茫水面，而剛才擠不進去的那道人牆，則像一條細線，飄在無邊大水另一邊，天的另一邊。

印象中，王璞寫大水，她是把當時的整條湘江端到你面前，水浪還兀自一拍一晃，顫動不已。筆端下的大水不可能是現實中的水，並且還隔著許多年時光，於是便成為水的象徵，水的夢幻和魔幻，還有，那種水的憂傷。小說讀完多日，人仍沉浸在那種水影水意中，無法把身子拔出來。

從那以後，我開始注意王璞這個名字，只要在雜誌上見到，一定搜來讀讀。有時發現，在作者名字之後，會用括弧標明香港二字。寫湘江記憶的作者，應該是長沙人嘛，怎麼又弄成香港的，莫非是兩個不同的人？但正是這個香港作家王璞，小說中又不時出現什麼江城、江南小城等地理特徵，於是猜想，這個香港的王璞，應該仍是以前寫《漲水那一年》的湖南王璞。

無論是香港還是湖南，反正都離得很遠，就像書本世界與現實世界離得很遠一樣。沒想到有那麼一天，平日閱讀中的王璞這個人名突然有了靈性，搖身一變化成活生生的人站到我面前。那是某個春節前後吧，一位朋友回鄉探親經過我居住的小城，閒聊時談到那個寫小說的王璞就是我們共同的好友和師長吳洪森的夫人。當時我的驚異，好比正捧著一本書隨意讀著讀著，沒想書中某個人物就從頁面上從故事中伸出一只腳，帶泥帶水的，啪咚一聲結結實實踩在我放書的桌面上來。接連多日我暗自嘀咕，想這個老吳搞的什麼名堂，這麼大的事也不說一聲。但他不說，我也就不提，再好奇，甚至激動，都不作聲。這也是我的性格，是多年間同老吳交往時養成的習慣。直到有年夏天，我接到老吳電話，說他來了九江，從廬山下來。我問他現在哪，他說就在我樓下。我有些慌急，也有些奇怪。九江是老吳工作生活多年的地方，以前每次來，他都會提前把消息告訴相關熟人朋友，包括來的事由，幾點幾分從何處動身，在九江幾天的行程安排等，交待得清清楚楚。今天怎麼了，不聲不響就到了九江，並且到了我家樓下？

在樓下的操場上，老吳背著雙肩包，給我介紹他身邊同樣背雙肩包的女性：「這是我太太。」這時的王老師只是作為老吳太太的身份出現的，而不是作為王璞、那位我追讀已久的小說家。但我立即明白了，驚喜地伸出手，毫不遲疑地叫出：「王老師！」

王璞不高的個子，瘦瘦小小，白白淨淨，原本戴在眼上的墨鏡給推到額頂，加上勒在雙肩的那隻包，渾身透出天涯行旅之感。我頭腦中自然冒出從她文章中讀來的一些自我描述性的句子：「漂泊多年，不知故鄉何處……隨時可以打起背包走天下……」等等。

洪森告訴我，他們這次到廬山住了幾天。我心裏一個勁激動，口裏只簡單答應著，想當然以為他們到廬山，跟其他人到廬山沒什麼兩樣，風景區，不過就是看看風景，旅遊。許久之後我才忽然意識到，王老師這次到廬山，一定有其他目的，她是為尋訪父親的足跡，為自己的小說寫作搜尋素材資料。因為此後的許多年中，我常常得到消息，她和洪森一起一會到內蒙大興安嶺，一會到父親的祖籍安徽銅陵，一會到母親的祖籍、亦即他們一家曾生活過幾十年的湖南長沙，做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到廬山肯定同樣如此。在王老師斷續贈我的一些書籍中，我讀到一本薄薄的小冊子《一個老記者的足跡》，是她父親王孚慶先生所著。年輕時的王老先生在張友鸞、張恨水等人合辦的《南京人報》作記者，曾多次上廬山採訪。其中一次採訪國共和談，竟在廬山斷續住了三個月。《一個老記者的足跡》中就收有好幾篇這類文章，《廬山花絮》《訪美廬憶美廬》《再訪美廬》等，行文風格有趣至極，與我們現在報紙上流行的絕不一樣。　　

王老師他們在九江好像只待了一夜或兩夜，記得她還帶了一部豆漿榨汁機作禮物送我。這更讓我惶惑不已，不知該回贈點什麼。又沒時間去逛商場，只在送他們臨上火車前，到車站超市胡亂買了點茶葉塞到她背包裏，事後王老師還特意來信感謝。印象中王老師第二次來九江，是到安徽銅陵尋訪後，順道來這邊玩。當時洪森在電話中把地址講錯了，銅陵弄成了桐城。我還驚奇，說桐城與我老家懷寧在一起，我和王老師更是老鄉了。

王老師那次來九江，我因查到了當時日記中的詳細記載，於是整個過程就具體得多。那是2010年5月，他們不再像以前那樣另有目的，而純粹是出外散心。洪森說王老師是不寫稿就活不下去的人，如果有三四天不摸筆，人便獨自在那發躁。成年累月入迷地寫呀寫，手臂都寫出了問題，無法正常抬起來。這次在九江似乎真的從容些，他們25日夜半下的火車，第二天我們由熟悉情況的老同學景玉川帶著，打了個計程車到了白鹿洞書院，接着又到了星子縣的秀峰，及鄱陽湖邊據稱是朱熹所築的紫陽堤。第三天上午，又冒雨趕到湖口縣石鐘山。王老師的體力太差，在秀峰時，我準備陪他們好好爬山，近距離看看李白詩中那個「遙看瀑布掛前川」的瀑布。剛走幾步，她就不行了，爬不動。我們只得轉身下來。一路上，王老師同那個萍水相逢的計程車女司機特別要好，兩人一見如故，形影不離，照相時也總湊在一起，像親姊妹。在秀峰的某個舊建築裏，有個畫畫賣畫的藝人，王老師對此也顯出不同一般興致，說她一定要就此寫篇文章。她回去後不多久，果然寄了幾張刊有她寫秀峰寫石鐘山文章的《大公報》過來，讓我分送星子和湖口的朋友。

在來去計程車上，也同王老師聊到文學及小說種種。在我的印象中，談文學談小說時的王老師與談生活的王老師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在前一個場合，她顯得自信滿滿，而一談及生活，便有些支支吾吾猶猶豫豫，言不成句。身邊的洪森正好相反，無論談什麼，說出的話從來都是斬釘截鐵不容置疑，我和我老婆有時私下說起這點，都不由笑上半天，說老吳的話幾乎句句是真理，有時嫌王老師說法不當，會毫不客氣地批評或打趣幾句。王老師儘管也不服氣，但也不反駁，只一個勁嘿嘿笑，神情完全是個嬌羞無知的小女孩，哪有半點曾寫出過許多深刻作品的作家模樣？其中有一次，我說到自己為人處事上的一些不爭氣處，比如每逢關鍵場合或緊急時刻，與人起紛爭了，受委屈了，需要自己作出靈敏反應的時候，我會張口結舌，一句話也說不出。越急越說不出，只把自己急死氣死。可等事情過去，夜裏躺在床上仔細回味，腦子才像剛剛啟動的機器，突然活躍起來，思緒如大江奔騰，滔滔不絕。可過去的已過去，一點彌補的可能也沒有。洪森笑說這點與王璞完全一樣，每次受委屈一句話也沒有，事後才翻江倒海半天。王老師自己也說，她從來不敢上網路論壇，因為論壇上的人動不動罵人。她不只受不得罵，就是別人語氣重一點也無法承受。於是我對王老師越發感到親切起來，就像遇到了真正的同類。

二

讀過王璞一個短篇〈黑色的夜〉，在王璞作品中可能是很不起眼的一篇，但我卻最為喜愛，斷續讀過多次，就像讀奧尼爾《瓊斯皇》、福克納〈乾旱的九月〉、格雷厄姆·格林《權力與榮耀》，還有卡夫卡、安部公房、科塔薩爾等諸多作家類似作品一樣。那種被搜捕被追緝的恐怖，讀後讓人戰慄不已。文革中某個瘋狂的日子，一小女孩懷與小伙伴躲在學校教學樓的閣樓小房中。深夜時分，大樓突然被包圍，樓周圍空地上，到處有打著手電走來走去的人，相互的呼喚聲、口令聲、鐵器撞擊聲，因壓抑而更加響亮。「包圍……一個不能放過……」斷續的對話聲中，預示那些人隨時可能沖上樓搜查。女孩發現自己雙手在猛烈顫抖。她想把抽屜裏藏着的一張香港的出生紙拿出，藏到一個更安全的地方，無奈站不起身，無所作為坐以待斃。女孩心理崩潰的同時，更伴隨著人與人之間某種關係的崩潰。在手電筒的偶爾一絲光照中，她看到對面那個日夜相處的小伙伴同樣臉色蒼白神情絕望而可疑。這一刻小女孩就似讓誰狠狠鞭打了一記似的猛省，心想她是否也與自己一樣懷著什麼可怕的秘密？她也在害怕我躲避我，就像我害怕她躲避她一樣？就這樣，朝夕相處相伴，在這風雨飄搖的閣樓裏相依為命的兩個女孩，轉眼變成了相互的敵人，變成了對方生存與生命的威脅者。在暴力與恐怖面前，在集權與集體狂熱的威脅、肆虐和凌辱面前，人性內容全方位墮落與崩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瞬間分崩離析。這是王璞作品中反復呈現的基本主題。午夜夢迴的驚厥，聲嘶力竭的呼喊與質疑，貫穿她前後幾十年的創作。

長篇小說《家事》、《我爸爸是好人》我是在多年前讀的，主要故事情節已經記不很清了，但其中的某些人物某些場景，卻刀刻一般烙在心頭，讓我也時不時處於驚厥之中。據王璞自己介紹，《家事》是以早年國內某著名文藝理論權威的家庭為原型寫出來的。我記住了那種政治家庭中的僵化壓抑的氣氛，那籠罩在每個成員身上的石頭般沉默與冷漠，那複雜怪異的親人之間的關係，那老人的淚，兄妹之間甩在臉上的響亮耳光，那從瀕死父親病房走出、不但沒半點悲痛反而鬆口大氣、愉快得像小姑娘的女兒，還有那個讓夢魘般的家庭關係逼進道觀最後逼瘋的孫女。

〈捉迷藏〉是個幾千字的短篇，小說中的主人公「我」本是個十三歲的快樂女孩。出生後一個月，親生父母因車禍雙雙離世，她跟養父母長大。儘管不是親生，但養父母對她比親生的還好。父母雖然收入不高，但家裏只有一個孩子，負擔不重，即便是三年困難時期，飯桌上也有兩三樣菜。母親還會從自己碗裏撥出點菜給她。有時大人情緒不好，也只是自己生悶氣，從不讓孩子看臉色。因家裏沒玩伴，女孩常跑出去找胡同裏的孩子玩。就在這樣的一次捉迷藏遊戲中，女孩把自己關在圖書館裏的一個密室出不來了，經歷了一個可怕的驚魂之夜，第二天圖書館開門時才溜了出來。她以為過去的這個晚上，玩伴們及她父母一定在四處尋找她，為此焦慮萬狀徹夜無眠。但她回到家裏，她卻發現一切如舊，沒人在意她的不歸。因為家裏發生了一件更大的事：她姥姥給人打死了。小說接着有個短短的、意味深長的獨立段：

「那是我們這座城市的傷心之夜。許多居民在這一天慘遭殺戮。許多人家家破人亡。那天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這段話點出了小說主旨。現實中，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是北京血腥紅八月中最血腥的一天。〈捉迷藏〉中，故事只是一個幌子，其後透露出的是大時代的悲劇，而虛構與現實就在這一點上模糊了界限，交疊重合。

中篇小說《再見胡美麗》中，主人公「我」帶著兒子在城市中心的八一廣場等人，看見不遠處一個像有一百歲的老太，身穿幾十年前流行的列寧裝，身上一左一右披掛著兩個小紅挎包，包上有個大大的「忠」字，花白的頭髮編成條細長辮子拖在身後。兩人目光遭遇之時，「我」突然跌進往事的巨型裂隙。裂隙深處，多年前的某年某日，「我」家來了一個名叫胡美麗的女人，給這個陰鬱家庭帶來了難得的歡樂和榮耀。等到一家人高高興興把她送走，才從鄰居處得知，胡美麗原來是個瘋子。她因檢舉揭發自己丈夫，導致丈夫被槍斃而瘋了。瘋狂的胡美麗反而獲得不一般的異秉，記性超好。打開一本「紅寶書」毛語錄，人家一說出頁碼，她就能從那一頁第一個字背到最後一個字。以至於在那瘋狂年代，她的身影在廣場一出現，所有的人都會跟著她瘋狂地又唱又舞，就連大打出手的兩派武鬥也會自動休止。胡美麗的閨蜜、朋友及朋友家人們的生活，更一齊被攪動、被裹挾，幾十年後仍然陰魂不散，將人物們看似安穩的現今生活攪亂。

三

在對王璞作品的跟蹤閱讀中，我最喜歡、感覺最為深刻、最為震撼的一篇小說，無疑是2003年發表於《收穫》雜誌的中篇《畢業合影》。這本雜誌我現在已無法找到，前些日子從王璞那裏要來一份電子稿，第三次或第四次重讀。小說結構淵深繁複，時間和空間都在幾經折疊揉皺後撕成碎片，拋撒在地然後拼接，相互快速穿插閃回，造成極強的現代感與開放意識，以及強烈的音響甚至光影效果，眩人耳眼目。但如果你耐心梳理捋順，便會發現故事情節其實非常簡單。一夥同班的初中女生，關係本來極好，來往極多，大家一起讀書、遊樂，演話劇。其中的「我不管」哪方面都是個拔尖人物，連書法比賽也能拿個全校亞軍。而其要好同學李玉珍是那種走到哪都會被埋沒的人物，「學習不好也不壞，個子不高也不矮，容貌不美也不醜，嗓門不響也不低，走路不快也不慢。」可就是這麼一個人物，在那場革命風暴中突然改名為武兵，帶領一夥「天兵天將」衝到「我」家，掀倒她以前羨慕不已的紅木書櫃，打殘了「我」弟弟，逼瘋了「我」父親，毀掉了一個幸福家庭。兩年後，武兵自己也變成黑七類子女，她父親也被打倒後自殺。再往後，這些革人命者和被革命者，或死或瘋，或逃離故地，遠走天涯。

「她們的目光朝向遠方。她們以為在前方等待自己的是美好人生，卻作夢也沒想到，等著她們的，卻只有戰爭、屠戮、追捕、背叛、死亡，以及最可怕的，變形，好端端的人都變成野獸。」在小說中，「我」談到德國作家安娜·西格斯作品<己故少女的郊遊>裏的故事和人物，引用那位作家的話，如此感歎。

「武兵， 我來是想問問你， 」作者王璞借小說人物之口質問，「為什麼你對我家這麼狠？我們家有誰得罪你了嗎？我爸我媽就不說了，你該沒忘記，就在兩個月之前，你還吃過我媽煮的綠豆粥。我弟弟，他只有六歲，你還給他念過小人書。他還把他的糖拿給你吃，你怎麼就忍心把他從樓上推下去? 就算我們從來都不是朋友，你也不能做得這麼絕吧？」

王璞作品中的世界呈現出一片蜂窩狀或網絡狀，每個現在都聯通着過去，每個過去，也無一不逼近現在甚至未來。這裏的人物絕不只是表面呈現給我們的那個人，而是同時活動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切點之上。他們的身體並非由單純的血肉構成，在血肉之外，還有另一種物質，就是影子。每個人的身後都拖著長長的影子，影子不是虛的，而是實的，其中密佈著豐富的感覺神經，有時你從這個人身邊走過，不小心踩著他的影子，他會痛得大叫起來。更多的時候，影子會變成動物拖在身後的尾巴那樣，稍不留意就會卷掠而起，狠狠抽擊你面前的現實，將你好不容易建起的五彩繽紛生活抽得粉碎。

「人們告訴我說忘記過去吧，但這怎麼可能？人是既忘不掉過去的歡樂，也忘不掉過去的痛苦的。只要看到了一棵樹，一塊有白雲飄過的天空，一條寂靜無人的黃昏時的小徑，甚至哪怕是一棵被踐踏的小草，過去就突如其來地回到你心裏來了，使你不寒而慄，」王璞一篇小說裏的主人公如是說。

這篇名為〈紫色的小夢〉的小說中，「我」在大學的排球場上偶遇一位看球的男子，把他認作故人，神經質地上前相認：「不認識我了嗎？七二年在向東電器廠……」儘管那男子並不相認，我的思緒卻已被「七二年向東電器廠」緊緊纏住：堆滿圓木的草坪、坐在圓木上吃飯聊天的青年、有關叛變與信仰之類的話題，緊接而來的還有某個濕漉漉的四月之夜、以及在這樣的夜晚被倒退的火車頭撞死的姑娘。為著襯托這些拖著長長影子的人影到底有如何沉重，這些長尾人的尾巴又如何之巨之大，作者還設置了一位單純幼稚、動不動流淚的同寢室女大學生作為背景和參照物。

即便像《貓部落》這種展現當代香港年輕一代人生活的長篇小說，其中的一個個人物，那些在網路論壇上逗樂打趣的香港青年，身後也都拖著一條長長的尾巴，那是他們的幼時所歴，或者父輩所歷的往事：移民、饑餓、偷渡、逃港大潮，新界邊界剪破的鐵絲網、梧桐山黑壓壓的漫山遍野人群、一到夜晚便人頭攢動的深圳河，當然還有巡邏的差佬、偷渡不成被押送回來的知青、以及主人公之一九命貓成為香港新移民後第一次喝到的熱檸茶。

許多時候，王璞小說中這個「過去」的影子或尾巴並不清晰，讀者橫看豎看看不很清，只覺得有東西在眼前晃動著，到底是什麼呢？作者似乎給我們撩起一角窗簾，但沒等我們仔細分辨，又輕輕把簾布放下。她只是讓我們知道，這簾布後定有一間機關重重的房子，房子裏曾裝載過許多的身影，發生過許多故事。至於到底發生過什麼故事，卻是作者不說清不想說清甚至不太關心的事。她所做的僅僅是給我們撩起窗簾，可是如此一來，房間裏的東西卻也越加神秘，小說所營造出來的氣氛也就越加迷人撩人。

四

我所讀到的王璞作品，很多創作於上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是什麼時代，文學風潮如陣雨一般在窗外掃來蕩去，什麼傷痕什麼反思、什麼改革什麼尋根、什麼鄉土什麼先鋒，什麼新寫實新歷史、現代、後現代，元小說、零度寫作，這麼一口氣例舉下去，簡直能讓人閉過氣去。每一陣風潮來臨，都會把幾乎所有的寫作者一道連根拔起，無一遺漏地卷到高高雲天之上，然後跌落。下一陣風潮來臨，又把所有的寫作者再次卷起再次跌落。而我讀遍王璞的幾乎全部作品，自始至終沒發現所有這些思潮留下的絲毫痕跡。她的小說從第一篇開始，即避開各種各樣時潮，避開所有這些政治化、社會化、思潮化小說的俗套，直指人的心靈世界，指向我們這個民族精神生活的最傷痛處最刻骨處。並且幾十年過去，她的筆頭沒有一時一刻的偏離和猶疑，始終按照自己的內心需要，遵循自己所感受到的心靈真實，一篇篇往下寫。每一筆每一劃，每一字每一篇，都準確地落在自己所要落向的地方，戳在最要害的地方。這是我在多年的閱讀中最為驚奇的一點。我知道，一個個體的人，要想與整個時潮抗衡，會有多麼不易，他的內心得要有多麼堅定的東西。

我想，如果說文學與哲學、宗教、音樂、美術、建築等等一樣，是一個民族精神生活的體現方式之一，那麼從文學這個角度來看我們這個族群，其精神世界的荒涼與貧瘠、精神活動的幼稚與淺俗，就真正讓人吃驚。精神生活的匱乏，直接導致小說創作停留於一種淺薄的故事結構與情節結構之上，缺乏基本的內在精神結構和藝術結構，形成不了藝術品所必須具備的心靈空間。前些年我有次重讀魯迅的《風波》，忽然意識到一個事實：我們這個地方自魯迅以降將近百年的小說創作，可能都在這篇《風波》劃定的圈子裏打轉，轉來轉去，始終脫不了那種淺俗浮表的社會問題小說的局囿。哪怕許多年前文學興盛時期流行一時、專門以呼喚文學的自覺文學的獨立為己任、以艱澀玄奧著稱的所謂先鋒文學之類，也不過是應運刮來刮去的時尚風潮，說穿了只是趕時髦湊熱鬧，風潮一過便了無痕跡。這種幼稚的文學自是說不上有多少自覺性，或者說，呼喚文學自覺的口號本身，也是一種非自覺行為。人個體的自覺和獨立尚不知在何處，又哪來文學的自覺文學的獨立？

如此一來，提煉精神世界精萃的文學創作，卻從精神活動中脫離開來。這時我發現了一些難以理解的奇怪現象，比如許多名噪一時的作家純粹靠才華支撐著自己的寫作，才華的氣貫長虹與心靈空間的逼仄窄狹同存於一部作品之中，同存於一個創作者身上，其怪異詭秘的程度當真讓人瞠目結舌。我始終弄不清楚，不能理解，一個作者那麼高的才華，生活上又那麼聰明伶俐，可一旦進入探討精神世界的文學創作，一涉及到對生活、對社會、對世界的整體理解與整體把握，便呈現出那麼一種弱智狀態，簡直就像個牙牙學語的嬰孩，這一點到底是如何造成的？或者說，他們的弱智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是有意裝憨，還是真的對現實無知或無感？創作者時刻保持心靈在線，忠實於自己的心靈真實，應該並不很難，也不一定得具備多麼深刻的思想和淵博的學識。因為我們每個人都無時無刻生活在真實之中，只要長一雙眼睛來看、有一對耳朵來聽就行了，只須聽從內心的呼喚就行了。心靈的真實無處不在，就像一把刀子鋒芒直抵我們面門，或如武俠小說中描寫的那種點開的劍雨，始終籠罩在我們頭頂不遠的某一地方。這個時候，如果我們的寫作者能對這麼尖銳這麼無所不在的東西視而不見，無動於衷，鋒芒逼得再近，劍雨罩得再緊，都能準確無誤地抽身而退毫髮無損。其回避心靈、逃避真實與真相的能力之強，當真稱得上神乎其技了。於是我又想起王璞說過的一句話，是她所編的《念人憶事——徐訏佚文選》序言裏說到的：「這世界上最大的學問，不是如何發明定理或製造太空梭，而是如何把假話說得像真話，讓人家不信也得信。」

前些天為著寫這篇文章，我曾致信王璞，讓傳幾篇她的小說電子稿。回信中她談到，多年來她在《收穫》雜誌發了這麼多小說，卻沒引起半點反響，為此她說自己非常慚愧，辜負了編輯們的期望。我當時隨便安慰了幾句，但想說的意思卻遠沒說出來。我想：在時代的浪潮中，激起響聲的永遠是浪頭上的那一塊。在一個精神荒蕪、心靈生活窒息的地方尤其如此，更何況商業社會，自有其法則。成功與否，影響多大，往往只能靠攪起的水聲作為判斷的唯一標準。你任何浪頭都不去追趕，只知一人躲在那裏默默寫稿，誰會知道那波浪的下面，某一個水深處，還有一個寫東西的你呢？即便知道了，誰又會有那樣的耐心，那樣的力氣，非得扒開水面往深處去看去尋呢。

不過這也許倒是好事，時代的浪頭永遠在變幻，一浪高過一浪，你若有心去追去趕，哪怕累死也不一定能趕上，趕上了也只會在浪頭上翻個跟頭，然後飄走飄遠，隨世隨俗隨俗沉浮，追到的卻只是眼前的浪花。但是波浪之下，也許真的還有比較堅固一點恒定一點的東西。碰觸到了那東西，藝術可能會站得更穩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