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與「一個人」：讀李歐梵《我這一代人》

李歐梵教授的新書《我這一代人》，是繼2023年出版的《我的二十世紀》之後，又一部回憶性作品。其以「個人視角」或悼念或追憶了自己的師長和朋友。全書第一部分圍繞「師長」展開：包括大陸作家施蟄存、蕭軍、曹禺，香港南來作家徐訏，學業中的老師夏氏兄弟、史華慈、費正清費慰梅夫婦、普實克，以及受其尊敬的中西兩位翻譯大師楊憲益和霍克思；第二部分圍繞「朋友」展開：包括大陸流亡作家劉賓雁、北島，台灣詩人瘂弦、作家陳映真，香港作家也斯，台大時期的同學劉紹銘、戴天、白先勇、郭松棻、成露茜，學術中的好友韓南、余英時、林毓生、余國藩，以及電影導演胡金銓、語言學家梅廣、報人高信疆、影星江青等一眾跨界好友；第三部分由李歐梵教授的三篇感言和其妻李子玉老師的三篇文章共同組成，與前面兩部分中偶有穿插的李子玉老師的相關回憶一道，成為本書區別於其他回憶性文集的獨特之處。

這一眾師長朋友中，年紀最長者出生於二十世紀初，當時滿清政權還未覆滅；最輕者也未有超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出生的，那時冷戰的鐵幕正緩緩拉開。他們豐富的生命體驗與二十世紀的風雲際會交織，成為歷史的見證，構成了獨特的歷史風景，所以李歐梵教授在〈序〉中說道：「此書定名為《我這一代人》，都有向歷史作見證的意味，也懷念這些離我而去的師友，試圖勾勒和拼貼出二十世紀一組人物的『群像』（group biography）。」（註1）然而，試圖勾勒「群像」的李歐梵教授，本身不也置於這組「群像」之中嗎？「勾勒」和「被勾勒」之間呈現出的是一種辯證關係：選擇記錄誰、如何記錄、怎樣記錄，都能體現出勾勒者自身的價值判斷與感情立場。換言之，觀「群像」即是觀「勾勒者」。李歐梵教授自己當然也清楚這點，在〈序〉的開篇他說道：「對象是他者，卻免不了談到自己。……然而懷念也是一種反思：從朋友的命運想到自己的幸運，而一個老朋友的離開，也帶走了一點自己。」（註2）

細讀全書，一些關鍵詞雖散落於各篇之中，卻時常浮現於讀者眼前——如狐狸型、多元主義者、邊緣視角等等。從這些「標籤」出發，結合李歐梵教授的學術背景、生命歷程與歷史際遇，我們可以勾勒出一個學術觀念與人生態度高度統一的學者形象。

一、「雙方面」辯證法與「狐狸型」

史華慈是李歐梵教授學業和學術生涯中最為重要的老師之一，早在2005年出版的《我的哈佛歲月》一書中就寫有專門的回憶文章，此番出版的《我這一代人》對此文稍作修改後再度收入，而在序言部分李歐梵教授就迫不及待地介紹：「我在哈佛的指導老師是史華慈教授（Benjamin I.Schwartz），我非但拜他為師，而且由衷地佩服他的學問。他受過完整的西方人文教育，精通五六種語言，知識胸襟廣闊，學問則上下古今無所不包，特長則在思想史，著書立說從先秦到嚴復和當代，我受他的影響最大。」（註3）十多年前，李歐梵教授曾撰文闡釋其師史華慈思想史上的研究風格和方法，在上一部回憶錄《我的二十世紀》之中也曾簡單提及。在本書的回憶文章中，李歐梵教授再次介紹了史華慈的「雙方面」辯證法：「他（指史華慈——引者注）的章法之一就是他所有學生都很熟悉的『雙方面』辯證法：分析一個問題必會『從一方面看』（on the one hand），再從『另一個方面看』（on the other hand），如此雙方面相互辯證下去，越挖越深，卻從來沒有結論，而是把問題演變成『問題組』（problematique）。絕非『正反合』式的庸俗黑格爾辯證法所能概括。」（註4）換言之，「雙方面」辯證法的目的不是追求一個最終答案，而是打開更多思路獲取更多的問題。正是基於「雙方面」辯證法，史華慈教授對看似自洽的系統保持著警惕，「他（史華慈——引者注）從不相信任何一個系統，或者一種獨一無二的思想標準。他非常懷疑，懷疑這種那種系統的可讀性，或者某種系統放之四海而皆準。」（註5）因此，李歐梵教授稱史華慈教授是「一位偉大的狐狸型的老師」，而「狐狸型」一詞恰恰也是李歐梵教授對自己長久以來的定位。

「狐狸型」，源於以賽亞·柏林論述托爾斯泰的文章《刺猬與狐狸》，柏林化用古希臘詩人阿基羅庫斯「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的殘句，來說明不同作家及思想家甚至人與人之間的深刻差異：狐狸知道很多事，並且承認現實的統一性是他們無法把握的；刺猬試圖知道一件大事，並堅持不懈地尋找一個統一的形態。（註6）如果將「狐狸型」和「雙方面」辯證法放在一起加以審視，「雙方面」辯證法可能不單作為一種治學方式而存在，更有可能是由這樣一種思維模式衍生出一種智識人格。習慣於「從一個方面看」再從「另一個方面看」的思維方式的個體，需要在不同領域之間穿梭，保持對「唯一正確答案」的懷疑，如同狐疑一般在多個角度或領域遊走，尋找多重的證據與視角。

李歐梵教授很早就以「狐狸型」進行自我定位，在台灣《立報》設專欄「狐狸洞囈語」，在香港《信報》設專欄「狐狸洞書話」（後轉載到北京《讀書》雜誌），又在北島的《今天》雜誌設有「狐狸洞詩話」，這些專欄文章後來結集成《狐狸洞話語》（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將史華慈教授稱為「狐狸型」的老師，背後似乎又多了一層自我指涉，在業師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狐狸型」的身影。在「朋友」篇中，這種指涉以一種對比的形式出現，體現在回憶好友林毓生的文章之中，李歐梵教授說：「我自命是一個『狐狸型』的人，興趣很廣，不能專注。我這個人也很奇怪，專門欣賞跟我完全相反的人。我認為林毓生是一個『刺猬型』的人，他一生追求一個大問題，鍥而不捨，挖得非常深。」（註7）李歐梵教授十分仰慕林毓生，但也直言仰慕不是崇拜，因為二人常有意見不合，性格也相反。正是在一些「不合」的回憶中，我們可以看到，史華慈的「雙方面」辯證法似乎不光影響了李歐梵教授的治學思想，甚至已經內化為其在日常生活和為人處世中的一種思維方式。李歐梵教授回憶，林毓生曾在一次中央研究院選院士時批評他「什麼人都支持」，以至於後來去開院士會議，林毓生也表現得悶悶不樂。李歐梵教授一面理解林毓生的嚴格態度，一面又明白自己無法做到如此嚴格，他並沒有糾結這兩種觀點的對錯，而是引申到一個更大的問題所在，即中研院的院士制度和章程是否合理。在李歐梵教授的回憶中，與師友之間的分歧時常出現，但李歐梵教授總能從兩方面出發，一面從師友的角度思考他人思想態度的合理性，一面從自己的角度陳述個人觀點，不急著對問題的是非下判斷，也不做「和稀泥」式的調和，所以分歧並沒有成為他們交往中的阻礙，反而成為情感溝通的支點所在。李子玉老師在第三部分的文章中說道：「在他（指李歐梵——引者註）眼中，沒有壞人，只有好人。」（註8）詩人楊牧也曾誇讚：「李歐梵沒有一個敵人！」（註9）或許，史華慈教授的「雙方面」辯證法不僅作為一種學術思想，催生出一種「狐狸型」的學者形態，而且已然內化成為一種看待世界、安頓自我的深層品格，深深地影響了李歐梵教授的處世原則。

二、「離散」與「邊緣」

回顧李歐梵教授的人生軌跡，從河南出生、台灣成長，到赴美求學並任教於頂級學府，再到晚年定居香港。這樣的經歷不免讓人想到「離散」一詞，「離散」（diaspora）最早用來形容猶太人的流浪經歷，指一個族群因為宗教、政治及戰亂等原因而被迫離開家園，後來成為文化研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概念。在李歐梵教授所「勾勒」的這組「群像」中，有眾多人物和李歐梵教授一樣具備跨越地緣的「離散」經歷。但是「離散」並不是精神上的無所依托。杜維明曾提出「文化中國」的概念，他認為：「所謂『文化中國』包含三個不同的意義世界：第一，由廣義上的漢人所組成，即西方所謂的Greater China。第二，指散佈於世界各地的華人。與猶太人的『大流散』不同，Greater China對於這些散佈於世界各地的華人，仍有巨大的吸引力。……第三，指世界各地與中國文化、政治、經濟有關的國際人士。這個意義上的文化中國，包括一大批與中國並無血緣和婚姻關係但仍致力於中國文化的學習、研究、傳播和創造的人。」（註10）細數《我這一代人》中的師友，無一例外皆能歸入這三個世界的範疇之中。李歐梵教授所「勾勒」的這組「群像」，雖然個體之間身處不同的政治實體，卻共同擁有着對「文化中國」的認同，所謂「我這一代人」，不單單是年齡或代際上的區分，同樣也是指文化認同上的「一代人」，這代人在離散中維繫著一個跨越國界的人文共同體。

在當代語境下，「離散」已經超出了早期大規模族群被迫遷徙的悲苦情景，由於被迫遊走於多種文化之間，「離散」意味著擁有更寬廣和多元的視角，得以重新參與文化的改造、顛覆與傳承。（註11）這種以「文化中國」為精神底色的離散境遇，催生出了李歐梵教授極其鮮明的「邊緣意識」。李歐梵教授在《我的二十世紀》中曾論及邊緣：「『邊緣』這個想法，作為一種思想資源，對我有種非常大的啟發。我什麼東西都可以從邊緣來構思。甚至於現在，我即使在中心，我還是從邊緣來構思。」（註12）這種邊緣觀念正與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中論及「流亡知識分子」時的想法形成了某種呼應：「（知識分子）即使不是真正的移民或放逐，仍可能具有移民或放逐者的思維方式，面對阻礙卻依然去想象、探索，總是能離開中央集權的權威，走向邊緣——在邊緣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這些是足跡從未越過傳統與舒適範圍的心靈通常所失去的。」（註13）在對「師長」的回憶中，最能體現這種「邊緣視角」的，莫過於對施蟄存與徐訏兩位先生的追憶。施蟄存是三十年代上海新感覺派的著名作家。1949年之後，由於接連不斷的「左」傾政治鬥爭、文藝鬥爭嚴重干擾了文藝批評領域，當時的幾部文學史，對施蟄存的創作都是一筆帶過。1957年，施蟄存被劃為「右派」，1966年被定性為「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至此，施蟄存研究已經成為學術禁區，無人涉獵。改革開放後，大陸學者們開始陸續關注起這位三十年代的上海作家，1985年由北京大學嚴家炎教授編選的《新感覺派小說選》出版，1988年李歐梵教授以《新感覺派小說選》為底本編選的同名小說集在台灣出版。其實早在1981年，李歐梵教授第一次到上海時，就已經親自拜訪了施蟄存。李歐梵教授較早注意到由施蟄存主編的《現代》雜誌，發現雜誌所用的外文名字源自法語「les contemporains」，可以翻譯為「同時代人」，這一發現讓他從抽象的理論中覺醒，決心找到理論名詞背後的源頭和「脈絡」，於是他雙管齊下「一方面看相關的『現代性』（modernity）理論，以及它和文學藝術上的現代主義（modernism）的關係；另一方面，還要研究上海都市文化的背景。」這也就是如今文化研究必讀書目《上海摩登》一書的由來。（註14）正是在「邊緣視角」和「雙方面」辯證法的加持下，李歐梵教授開啟了他有關施蟄存、新感覺派和三十年代上海的研究。《我這一代人》收入的追憶文章中，李歐梵教授依舊秉持着「邊緣」態度，避開施蟄存研究中較為熱門的小說，選用〈魔道〉和〈夜叉〉兩篇相對冷門的篇目加以分析。在回憶香港南來作家徐訏的一章中，李歐梵教授用「邊緣」目光重新審視了學界對徐訏的研究，並呼籲學界重視起徐訏的作品，他說：「魯迅人人看得起，但有些學者就看不起徐訏，他成為一顆遺珠，被人忽略。所以我常常喜歡為不受重視的作家平反，像施蟄存就是另外一個。施蟄存現在已經地位很高了，徐訏大概還不夠。徐訏的作品，大家應該從文學的角度，重新來評價。」（註15）

三、「多元」與「複調」

「多元主義者」也是李歐梵教授為自己貼上的「標籤」之一。在回憶一代大師余英時時，他順帶提及許倬雲、錢鍾書等其他幾位大師，稱自己是「多元主義者」，覺得他們每個人都有偉大之處；在回憶老同學白先勇的一章中，談及中國文學的種類時，因為自身的「多元主義」立場，希望中國文學擁有各種不同的類型。「多元」一詞在書中並不少見，而其與「離散」以及「邊緣」又都存在著內在關聯，「離散」意味著在多種文化之間遊走，意味著自身處於遠離「中心」的「邊緣」，由「邊緣」視角又可以帶來「多元」。李歐梵教授對這點也有著明確的認識，在《我的二十世紀》中曾說：「我覺得如果你們要討論所謂離散社群啦、移民啦、跨文化流動啦。或者是Arjun Appadurai（阿帕度萊）所講的那五大『圖景』啦，全部都是從『邊緣』出來的。邊緣接上邊緣，就變成一個龐大而多元的文化景象。」（註16）重新審視李歐梵教授在《我這一代人》中所懷念的幾位老友——導演胡金銓、語言學家梅廣、報人高信疆、影星江青，他們非文學領域的職業身份，讓我們看到了在「文學/學術」圈層之外更加「多元」的「二十世紀群像」。實則就「多元」來講，在李歐梵教授身上的體現是方方面面的。在回憶胡金銓一文的「補記」中，李歐梵教授提起香港這座城市讓他著迷之處，正是在於多元。 1970年他第一次來到香港時，就被香港的多元文化所吸引，直言在此地有「如魚得水」之感，在回憶戴天的文章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他與當時香港的左中右各派相互交往的經歷。

《我這一代人》作為一部回憶性文集，在結構安排上也同樣顯現出「多元」。早在上一部回憶錄《我的二十世紀》中就已經可見「複調」的踪影，李歐梵教授不滿足於「自吹自擂」，第一部分從「自我」中分出另一個「對話者」，在「對話」中形成反思，第二部分則直接引入另一主體張歷君老師進行對話交流。（註17）「複調」（polyphony）一詞本身是一個音樂術語（音樂其實是李歐梵教授的家學所在），巴赫金將其引入文學理論之中，認為小說中充滿不同人物的聲響和對話，使得小說成為一種開放的新文類，可以在主體間對話交流，而不是停留在封閉的史詩式結構中。（註18）在《我這一代人》中，李歐梵教授別出心裁地在回憶某些師友時穿插了其妻李子玉老師的一些文章和文字，直言是要彌補「單一視角的局限」，增添一些「複調」和「對位」層次。如在回憶徐訏的一章中，李歐梵教授仍然是從學術的角度出發，反思自己當年對作家徐訏及其作品的不重視，至於作家徐訏本人的性格和形象，讀者則知之甚少。而緊跟其後李子玉老師的文章則起到了很好的補充效果，通過李子玉老師的描寫，一個靦腆害羞、沉默寡言、鬱鬱寡歡的作家形象呼之欲出；又如回憶詩人瘂弦時，開頭一段先插入李子玉老師文字，刻畫出瘂弦的個人形象和性格，後面則是李歐梵教授記述自己與瘂弦的交往、介紹瘂弦的詩作。這種在個人回憶之中插入他者視角的「複調」結構，既是李歐梵教授作為文化研究學者在理論實踐上的一種自覺，同時也體現出其試圖以更加開放、多元的姿態「勾勒」這組「二十世紀群像」。而這種「複調」的安排，某種程度上講不也正暗合了史華慈教授所謂「從一個方面看」再從「另一個方面看」的「雙方面」辯證法嗎？

在今年香港書展李歐梵教授和許子東教授的對談活動上，許子東教授半開玩笑地評價到：「李歐梵老師是看上去亂七八糟，實際上博大精深。」這一評價看似玩笑，實則又十分準確，無論是「亂七八糟」抑或是「博大精深」，都可視作「多元」的一種表現形式，而「亂七八糟」的「博大」也正符合了狐狸「這裡聞聞、那裡臭臭」（註19）的特點。李歐梵教授的新書《我這一代人》，看似無序地「勾勒」着二十世紀的「群像」，慢慢品味、仔細梳理後，看到的卻是一幅李歐梵教授的自畫像。

註1：李歐梵：《我這一代人》（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6年），頁xⅷ。

註2：李歐梵：《我這一代人》，頁xⅲ。

註3：李歐梵：《我這一代人》，頁xⅳ，xv。

註4：李歐梵：《我這一代人》，頁67。

註5：李歐梵：《我這一代人》，頁66。

註6：以賽亞·柏林著，亨利·哈迪編，唐建清譯：《刺猬與狐狸：論托爾斯泰的歷史觀》（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8月，第一版），頁3-5。

註7：李歐梵：《我這一代人》，頁193。

註8：李歐梵：《我這一代人》，頁322。

註9：李歐梵：《我的二十世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3年），頁221。

註10：杜維明：《文化中國：紮根本土的全球思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4月，第一版），頁66-67。

註11：廖炳惠：《關鍵詞200》（台北：麥田出版，2003年9月，初版），頁81。

註12：李歐梵：《我的二十世紀》，頁367。

註13：薩義德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10月，第3版），頁73。

註14：李歐梵：《我的二十世紀》，頁205-206。

註15：李歐梵：《我這一代人》，頁41。

註16：李歐梵：《我的二十世紀》，頁367。

註17：張歷君：〈回憶與反思——讀李歐梵《我這一代人》〉，《字花》第121期（2026年），頁84。

註18：廖炳惠：《關鍵詞200》，頁197。

註19：李歐梵：《我這一代人》，頁xv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