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葛蘭〈我要你的愛〉及葉德嫻〈我要〉探討五十及八十年代香港流行文化的混雜性

一、引言

香港流行樂壇源遠流長，而混雜性一向是其特性。遠在十九世紀末，歐美唱片公司已經有邀請香港粵曲名伶灌錄唱片（吳月華，2018）。因應香港殖民地語境，西方電影及文化於二三十年代開始影響香港，看電影及到舞廳消費開始興起，而本地音樂製作亦開始融入西方元素。普遍認為目前已知現存最古老的粵語流行曲是1930年影星黃壽年主唱的〈壽仔拍拖〉，改編自美國民謠〈Oh My Darling, Clementine〉，是一首中詞西曲（鄭景元，2025）。顧名思義，中詞西曲即是歌曲以歐西歌作為曲調，配上中文歌詞。1949年內地政權更替，大量內地人包括資本家、知識分子以及文化人南移到香港，他們把各種文化，包括民國上海的國語時代曲也一併帶來香港。因此，國語時代曲成為了五六十年代香港主要的流行曲種之一。這段時期廣東人崇尚粵曲，而受西化教育的年輕人則喜歡歐西流行曲，所以五六十年代香港樂壇成三分天下局面。粵語流行曲當時尚未成為香港主要流行曲種，雖然超過九成市民以廣東話為日常用語（Chu，2017a）。到七十年代香港土生土長的戰後嬰兒逐漸成長，他們擁有本土意識，使粵語流行曲在七十年代興起成為香港主流曲種，繼而步入八十年代黃金時期。不過八十年代的粵語流行曲也離不開混雜性。本文會以國語時代曲葛蘭〈我要你的愛〉（1957）及葉德嫻〈我要〉（1985）作引子，探討香港五十及八十年代流行文化的混雜性。

二、基礎文獻回顧

香港自1841年成為英國殖民地，自此就成為中西文化交匯的地方。學者陳冠中認為，香港只有混雜味道，但這混雜味道成了正宗港味，成為了香港特色甚至優勢；他補充：「不管是殖民的、共產黨的、民國的、中原的、嶺南的、民族的、民俗的、雅文化的、精英的、現代主義的、田園主義的、半唐番的、全球化的、外國勢力的、時尚的、商業的、社團的、行業的、社區的、以致香港原創的和混雜出來的，先讓各有並存空間然後才策略性的附加新的和前瞻性的」（陳冠中，2007）。朱耀偉（2015）亦指出，殖民地時期香港人在現實生活所體驗到的疏離感，會給予他們一種不東不西的文化活力，不但可混雜不同文化，亦可從不同角度剖析中西論述。同源、同曲異詞的〈我要你的愛〉以及〈我要〉，正是在香港殖民地中西交融的文化背景下所產生具混雜味的作品。

三、同源、同曲異詞的〈我要你的愛〉以及〈我要〉

〈我要你的愛〉及〈我要〉曲調源自美國流行曲〈I Want You To Be My Baby〉，1953年由男歌手路易斯．喬丹（Louis Jordan）初次發表，作曲及填詞由喬恩．亨德里克斯（Jon Hendricks）包辦。其後，此曲在1955年被女歌手喬治亞．吉布斯（Georgia Gibbs）翻唱，繼而成為國際大熱歌曲。此曲於1957年被改編成國語時代曲〈我要你的愛〉，由葛蘭主唱，司徒明填詞，百代唱片公司出版；以及1985年改編成粵語流行曲〈我要〉，由葉德嫻主唱，林振強填詞，黑白唱片公司出版。這兩首皆是大熱的中詞西曲作品。透過分析這兩首歌曲的特點，以及歌手和時代背景，可窺探香港五十及八十年代流行文化是充滿混雜性。

《葛蘭之歌》（1957）三十三又三份一轉唱片封套正面，收錄了大熱歌曲〈我要你的愛〉（1957）。

四、從葛蘭〈我要你的愛〉（1957）探討五十年代流行文化的混雜性

五十年代香港的獨特脈絡，令香港文化軌跡開始浮現。粵語流行文化和上海的都市文化、工業化、商業化、戰後一代等元素結合，成為一種全新的文化運作，令香港繼而成為混雜、文化流轉的地方（也斯，2013）。梁秉鈞（即也斯）及黃淑嫻指出，不少文人在1949年前後從中國內地移居香港，他們當中很多來自上海或廣州，他們給香港文化帶來了衝擊及融和；而且這些文化工作者包含例如作家、編輯、哲學家、電影導演及演員、畫家和音樂家等，當中部份文人身兼多重身份，他們在香港從事教育和文化類型工作，形成了香港五十年代文化獨特的生態，令香港文化混雜及雅俗兼備，多姿多彩；他們繼承傳統文化並發展，繼而體驗遷徙及離散，並且吸收及轉化西方文藝，從而將眼光放到香港本土，令香港文化發展成多元複雜的新方向（梁秉鈞、黃淑嫻，2013）。

圖片二：《葛蘭之歌》（1957）三十三又三份一轉唱片封套背面。

香港五六十年代歌手葛蘭就是如上述所描述，體驗過離散、並且成功吸收及轉化西方文藝，並把眼光放到香港本土。葛蘭本名張玉芳（一說張玉瑛），英文名Grace Chang，1933年6月13日出生（一說1933年8月4日），卒於2026年8月3日。她童年在上海度過，在上海經歷過抗戰、盧溝橋事變、逃難等大事情（胡淑茵，2009）。葛蘭表示她童年時在上海家境很好，但是一家移居香港後就降級變成小康之家（胡淑茵，2009）。一切安頓好後葛蘭開始在香港就讀德明中學，在學期間已經展現多才多藝的藝術天賦，包括話劇、彈琴、唱歌等，而且經常參加各項校內表演及才藝比賽，並且不時曠課到學校附近的戲院看外國電影（胡淑茵，2009）。由此可推斷，五十年代在香港身為離散人口的葛蘭，從小時候已經受歐西教育及文化熏陶，在上海居住時已經擁有混雜及雅俗兼備的文化底蘊。

圖片三：《葛蘭之歌》（1957）三十三又三份一轉唱片唱片曲譜封面。

羅永生指出，港式冷戰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將香港人經歷的離散、流徙經驗戲劇化來歌頌香港的城市生活，繼而造就了一種新的香港城市認同（羅永生，2007）。而五十年代香港以商業掛帥的電影，也繼承了在冷戰影響下開發出來的一些電影元素，例如歌舞片、曼波舞（Mambo）、爵士樂，並且迎來美國文化的全球化（羅永生，2007）。葛蘭1953年出道，1957年憑電影《曼波女郎》成為本地國語片一線影星。五十年代流行逢影必歌、每一套電影均蘊含多首電影插曲，而當年的歌舞片插曲都很流行。五六十年代香港流行曲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除了逢影必歌風潮外，眾多唱片公司在香港相繼成立，以及唱片格式轉變。當時留聲機開始逐漸被淘汰，故此黑膠唱片制式由支援留聲機播放的七十八轉唱片（每一片只容納兩首歌曲），逐漸變為支援現代高級音響器材的三十三又三分一轉唱片（每一片最少容納十至十二首歌曲），所以流行曲需求量日益增加（黃湛森，2003）。因此，從歐美擷取大熱歌曲，其後填上中文歌詞能夠快速地增加歌曲產量，「中詞西曲」因而被本地流行音樂界廣泛採納。此外，殖民地時期香港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眾多市民具有英文教育背景，因此「中詞西曲」深受大眾喜愛。從「中詞西曲」的盛行，可見五十年代香港具有極大外來文化包容性，藉此可窺探當時香港已經具備隨後數十年作為國際性大都市的潛力及特質。

圖片四：葛蘭〈我要你的愛〉（1957）曲譜。

葛蘭早年曾經受教於不同名師，修習多種中式及西洋聲樂，故此初出道時期已經擅長各種中西式唱腔。葛蘭表示電影《曼波女郎》成為她事業轉捩點之後，為了讓自己繼續在電影界發展，故此選擇專心唱好流行曲，因此不同類型的歌曲她都嘗試去唱，例如藍調（Blues）、中國小調、民歌、西洋歌曲等（香港市建局、1993）。葛蘭的流行歌曲種類廣泛，中西兼備。學者安德魯．瓊斯（Andrew F. Jones）也認為，葛蘭的曲風難以被分類及定位（Jones，2020a）。葛蘭喜歡收聽時下大熱歐西流行曲，有次喜歡上〈I Want You To Be My Baby〉，繼而請求作曲家姚敏把它改成國語歌，因此便有了〈我要你的愛〉。美國歷史學家安德魯．菲爾德（Andrew David Field）把葛蘭〈我要你的愛〉的曲風定義為介乎搖擺舞樂隊音樂（Swing band dance music）與搖滾樂（Rock and roll）之間的跳躍藍調（Jump blues）（Field，2026）。〈我要你的愛〉在副歌急口令部份保留了大部份原版英文歌詞，填詞人只把全曲部份英文歌詞內容改為國語。安德魯．菲爾德認為〈我要你的愛〉能夠展示如何把美國跳舞文化變為在殖民地下為華語受眾認可的東西（Field，2026）。由此可見，〈我要你的愛〉是標誌性、且具備混雜性的作品。

安德魯．瓊斯指出，葛蘭的音樂並非單一地域產物。他認為葛蘭的音樂處於一個由複雜而多元媒介交織成的脈絡。這個脈絡元素包含但不限於從殖民時期的上海到香港、從香港到東南亞華人社區及台灣，以及到荷里活（Hollywood）和叮砰巷（Tin Pan Alley）、亦從紐約延伸至古巴、特立尼達和牙買加等地，葛蘭很多音樂素材都來自這些地方（Jones，2020b）。葛蘭表示，自己的作品這麼雜究竟好抑或不好，就由朋友和觀眾去評價好了（香港市建局，1993）。葛蘭作品好抑或不好畢竟是個主觀且不能一概而論的問題，所以在此不作探究。不過筆者認為，透過葛蘭的經歷及混雜性的作品，能夠體現香港流行文化在五十年代已經具備高度混雜性，對外來文化展現高度包容性。本地文化人能夠吸收及轉化西方文藝，繼而放眼到香港本土，令香港文化發展成多元且複雜的路向。

圖片五：葛蘭《粉紅色的卡乃馨 / 我要你的愛》（1957）七十八轉唱片曲譜封面。

五、從葉德嫻〈我要〉（1985）探討八十年代香港流行文化的混雜性

七十年代粵語流行曲開始盛行，然後八十年代步入興盛期。各種媒體例如電視、電影及電台廣播之間的協同效應從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朱耀偉，2019a）。填詞人向雪懷認為，粵語流行曲崛起的最重要基本幕後因素是香港語言本土化（朱耀偉，2019b）。儘管八十年代粵語流行樂壇有很多原創歌曲，改編歌曲在廣東歌仍然佔不少比重。眾多八十年代粵語流行曲，均改編自歐美、日本，韓國等地的大熱歌曲。朱耀偉指出，粵語流行曲有效地吸收不同音樂文化，並將它們融合到自身創作，為原本單調的主流粵語流行音樂工業添加了多元性（Chu，2023）。正如勞倫斯．韋慈朋（Lawrence Witzleben）所言，粵語流行音樂是獨特的東西，而且時常複雜地混合了中國、其他亞洲和西方元素（Witzleben，1999）。朱耀偉認為，改編歌曲在香港流行音樂混雜性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於市場增長導致對音樂素材的需求逐漸提升，所以改編歌曲能夠加快歌曲生產速度。不過他同時補充，在改編歌盛行的語境下，儘管技術創新（例如CD在八十年代興起）和消費者需求上升導致音樂產品的生產及需求提升，音樂從業者的創造力卻有所下降（Chu，2017b）。

圖片六：葉德嫻《我要》（1985）三十三又三分一轉唱片封套正面，封面附有葉德嫻2020年親筆簽名。

圖片七：葉德嫻《我要》（1985）三十三又三分一轉唱片封套背面及歌詞冊。歌詞冊材質為透明膠，把它平放在唱片封套背面上方，可得出一段鼓勵性文字。

葉德嫻1947年12月25日出生，屬於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戰後嬰兒。1969年她推出首張國語時代曲唱片《Deanie Ip》，其後七十年代以演唱歐西流行曲立足樂壇（黃夏柏，2017）。葉德嫻以沙啞而迷人聲線為名，而且跟葛蘭一樣，彼此歌曲風格也非常多樣化。葉德嫻深受西方音樂影響，她八十年代的音樂經常融合不同西方元素，例如藍調（Blues）、節奏藍調（R&B）、城市流行（City Pop）、爵士（Jazz）等。或許因為葛蘭〈我要你的愛〉傳唱度高，此曲在1985年被改編成粵語流行曲〈我要〉。樂評人黃志華（1989）指出，〈我要〉是香港八十年代情慾歌熱潮下的代表作。充滿挑逗性的歌詞，直接地描述了當代女性對愛的渴望及主動性（歌詞請參考圖片八）。朱耀偉（2011）認為，林振強填詞時能夠把情慾包裝得較為軟性，故此〈我要〉雖然露骨，卻不誨淫。〈我要〉的伴奏融入了騷靈（Soul）、流行搖滾（Pop rock）及爵士（Jazz）元素。由此可見，〈我要〉繼承了〈我要你的愛〉的高度混雜性。兩首歌曲也同樣改編自歐西流行曲〈I Want You To Be My Baby〉。伴奏上均蘊含多種西方音樂元素，而且兩首歌的原唱者葛蘭和葉德嫻，她們的音樂風格都具備高度混雜性。葛蘭和葉德嫻在殖民地香港吸收及轉化西方養分，然後於本土構成新的東西，從而增添香港流行文化多元性。

圖片八：葉德嫻〈我要〉（1985）歌詞。為了方便顯示歌詞，拍攝此照片時選擇把歌詞冊平放在木質地磚作背景。

六、總結

本文以葛蘭〈我要你的愛〉（1957）及葉德嫻〈我要〉（1985）作引子，透過講述這兩首流行歌曲和歌手葛蘭及葉德嫻的經歷，指出香港流行文化一直具備混雜性。鑒於篇幅所限，本文內容多集中於探討五十年代。誠如也斯所言，五十年代香港的獨特脈絡，令香港文化軌跡開始浮現。粵語流行文化和上海的都市文化、工業化、商業化、戰後一代等元素結合，成為一種全新的文化運作，令香港繼而成為混雜、文化流轉的地方（也斯，2013）。因此五十年代對香港流行文化發展起了重要的先承啟後作用，沒有過往五十年代的特殊社會背景，往後香港流行文化軌跡或許會截然不同。然而，因應年代久遠及世代更迭，五十年代的香港流行文化及社會背景漸漸被埋沒於歷史洪流之下。而八十年代是本地流行文化的黃金年代，熟悉這段時期文化、歷史及社會背景的人眾多。故此，本文選擇側重於講述五十年代部份。

混雜性，是香港得天獨厚的優勢，是歷史送給香港人的禮物。我們應該在全球化下充分發揮這個優勢，在香港這個具備殖民地歷史背景、中西文化交融的空間下，為世界持續貢獻及輸出我們獨有的東西。

注：此論文原為筆者就讀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文化研究碩士學系期間（2025至2026學年第二學期）的選修科期末論文，內容經筆者稍作修訂。此選修科目為《話說香港，香港話說》（Eng: Discourse on Hong Kong, Hong Kong Discourse），導師為李薇婷博士（Eng: Dr. LI Mei Ting）。筆者在此衷心感謝李博士在上個學年的悉心指導。

參考資料

1. Andrew David Field, “Shanghai Divas, Hong Kong Singing Stars, and Crazy Rich Asians of Singapore.” In China Sounds Across Borders: Migration, Mobility, and Modernity, Edited by Andreas Steen, Andrew F. Jones, and Frederick Lau, 293-312.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26.
2. Andrew F. Jones, Circuit Listening: Chinese popular music in the global 1960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20a), 12.
3. Andrew F. Jones, Circuit Listening: Chinese popular music in the global 1960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20b), 35.
4. Lawrence Witzleben “Cantonpop and Mandapop in Pre-postcolonial Hong Kong: Identity Negotiation in the Performances of Anita Mui Yim-Fong,” Popular Music 18, no. 2 (May 1999): 241.
5. Yiu-Wai Chu, Hong Kong Cantopop - A Concise His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a), p.26.
6. Yiu-Wai Chu, Hong Kong Cantopop - A Concise His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b), p.93.
7. Yiu-Wai Chu, Hong Kong Pop Culture in the 1980s - A Decade of Splendour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23), p.131.
8. 陳冠中，《我這一代香港人》，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47-48。
9. 鄭景元，〈香港早期粵語流行曲概述及其傳承問題〉，載朱耀偉、鄭景元、留情、舒詠晨、朱嘉欣、李紫桐、蘇鑰機、黃培烽、黃成傑、梁明暉合著《未來之歌——粵語流行曲的傳承》（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5年），頁30-31。
10. 朱耀偉，〈香港（研究）作為方法—關於「香港論述」的可能性〉，《二十一世紀》第147期（2015），頁 49。
11. 朱耀偉，《香港粵語流行歌詞研究I——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中期》（香港：亮光文化，2011），頁129。
12. 朱耀偉，《香港流行文化（後）青春歲月》（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9a），頁137。
13. 朱耀偉，《歲月如歌——詞話香港粵語流行曲（增訂版）》（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9b），頁74。
14. 吳月華，〈幕後玩家〉（2018年2月6日），取自 https://www.ln.edu.hk/cfci/letsgowatchafilm/?p=1009 ，2026年4月24日擷取。
15. 羅永生，〈香港殖民主義（去）政治與文化冷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67 期，2007，頁 274-275。
16. 梁秉鈞、黃淑嫻，〈「一九五〇年代香港文學語文文化」叢書總序〉，也斯著、黃淑嫻編《也斯的五〇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論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3），頁i。
17. 也斯，《也斯的五〇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論集》，黃淑嫻、沈海燕、宋子江、鄭政恆編（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3），頁9-10。
18. 香港市建局，第十七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國語片與時代曲（四十至六十年代）（香港：香港市建局，1993），86-87。
19. 胡淑茵，〈葛蘭：電懋像個大家庭〉（葛蘭1997年9月15日口述，胡淑茵整理），黃愛玲編《國泰故事（增訂本）》（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09），頁248。
20. 黃志華，〈回顧八十年代特輯2〉，《音樂通信》（香港），第 164 期，1989 年 12 月 15 日。
21. 黃夏柏，《漫遊八十年代——聽廣東歌的好日子》（香港：非凡出版，2017），頁180。
22. 黃湛森，〈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1949-1997）〉（香港：香港大學哲學博士論文，2003年），頁5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