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âneur與戀痛的當局者——讀波特萊爾〈各自的奇美拉〉

作為一位徹頭徹尾的flâneur（閒逛者），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始終以旁觀者之姿審視並游離於十九世紀新舊交替的巴黎。然而flâneur並非僅是紈絝主義（dandyism）式的旁觀者；兩者雖有交疊，皆在城市空間閒庭信步、與現實拉開距離，flâneur卻進一步承擔一種審美性的觀看任務，亟待將稍縱即逝的城市經驗轉化為藝術形式。《巴黎的憂鬱》看似疏離、甚至可說略帶嘲弄意味的書寫，實則暗藏許多悲憫愁緒，即使置於現時語境，仍能照見城市種種生存困境。

散文詩〈各自的奇美拉〉（To Each His Own Chimera）即是這樣一則高度象徵化的現代寓言：敘事者目睹街道上每個行人皆背負一隻奇美拉（Chimera），那幻獸並非一件僵死的重擔（not a dead weight）；它肌肉虬結、利爪深嵌，以自我意志牢牢攀附在行人的肩背上，甚至反過來支配人的步伐。奇美拉的重量等同於一袋麵粉、一袋煤，或一具羅馬步兵的裝備（a sack of flour or coal, or as the equipment of a Roman foot-soldier）。這三種意象可被理解為三種不同層面的現代性隱喻：麵粉指涉生存需求，煤指涉資本社會的勞動異化，軍事裝備則指涉歷史創傷。

奇美拉的頭顱覆蓋於人的頭顱之上，如同古代戰士用以震懾敵人的可怕頭盔。它壓迫並紮根於人的軀體，長成一部分連帶的軀幹，與人共生。這理應造成舉步維艱的局面，然而旅人們仍步履不停地行進，頭顱低垂，凝重的倦容上絲毫沒有顯現絕望的神色（these grave and weary faces bore witness to no despair）。他們被判處「永遠有所希望」（condemned to hope forever），徹底變成希望的囚徒。此處的「希望」並非是通向救贖的驅動力，它被比作一種延宕苦難的凌遲，正如尼采（Nietzsche）所說：「希望是萬惡之首，因為它延長了人類的痛苦。」（“In reality, hope is the worst of all evils, because it prolongs man’s torments.”）

敘事者試圖理解眼前的異象，然而他的探究欲很快被一股不可抗的漠然（irresistible indifference）取代。表面看來，他似乎站在旁觀者的高位，擁有超然的認知優勢；然而事實上，「漠然」正是他自身背負的另一種奇美拉。與渾然未覺的當局者相比，他的絕望更甚：前者至少仍被某種隱約的希望驅使，而旁觀者對於痛苦太過透徹的覺察，使他深陷存在主義困境。

詩中存在兩種身份：「清醒的旁觀者」與「戀痛的當局者」，兩者看似二元對立，其實不然。以現代人為例，終日困於重複性的工作之中，漸趨麻木、身心衰微，明明理性上極力抗拒，卻不得已屈從於社會的規訓。痛苦的感受被內化，從外部刺激轉為一種近似末梢神經的慢性炎症；此種太過熟稔、可預測的條件反射，反而比不可預測的幸福更易被大腦接受。痛苦亦參與個體自我認同的建構，成為自我敘事的一部分；我們往往透過自身承受的困境理解「我是誰」以維繫身份的穩定，抵禦由自我意義崩塌所致的身份危機。因而當我們終於跳脫出來成為自己的旁觀者，才驚覺自己原來早已是戀痛的當局者。

與「希望」比肩的另一重刑罰，即是「幻想」。誕生於同時代法國的另一部文學著作，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情感教育》（L'Education sentimentale）呈現的精神結構亦復如是：主人公莫羅（Frédéric Moreau）過度浪漫化愛情、耽於幻想，認為情感體驗足以超越現實中一切不幸與痛苦，甚至得以在精神上脫離並睥睨法國社會的更迭。然而，人一旦失卻幻想的庇佑，現實便會以不可迴避的重量徑直砸落肩頭，將構建於虛妄之上、本就搖搖欲墜的自我壓得潰不成形。

難道旅人們真就對背上的奇美拉渾然不覺嗎？我認為未必。人始終徘徊於旁觀者與當局者的身份之間，絕對的清醒與絕對的無知皆難成立。我們既意識到背上的奇美拉，卻又因眷戀其所提供的存在意義，甘願與之進行一場魔鬼的交易。

面對自身的奇美拉，人或選擇在生命的威壓下委身於它，或耗費一生與之抗衡；或許，唯有能將痛苦敘事化的作家與詩人擁有第三種選項，即是透過書寫凌駕其上，以文學之力馴化這頭暴戾的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