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柳儂傳來評論性散文，指出在東亞文化語境中，「年齡」與「經驗」往往被轉化為一種不證自明的道德權威與天然正當性。這種對資歷的崇拜，經由家庭倫理、職場階級與社會制度的層層加固，異化為針對年輕世代的「隱性暴力」。盤柳儂對照西方文化對青春與創造力的推崇，點出東亞傳統傾向將時間的積累視為價值本身，這導致「經驗」從一種可被分享、檢驗的知識，固化為一種排他性的權力資本。

盤柳儂傳來散文，指自己隨著全運會的轉播突然感到自己被困於此，而困頓似乎是一座城市和一個人共同的命運，亦因而想起摯友豪仔。豪仔在中大讀歷史、倔強守護舊書的青年，始終是作者心中香港的具體面孔。隨著盤柳儂流徙海外，目睹霓虹熄滅、書店消逝，記憶中的城市逐漸斑駁。多年後兩人在深圳重逢，面對灰濛的海水與生計重壓，豪仔的棱角已被磨平，兩座城市的命運似乎也逐漸趨同。盤柳儂終於明白，香港的光芒從非繁華幻象，而是那些曾在狹縫中真實呼吸、堅持過的人們。

盤柳儂在COVID-19隔離的十四天裡，最初對每晚八點準時響起的廣場舞深感抗拒亦讓他聯想到海外被異化的「華人奇觀」。然而，被困久了，節拍竟成為唯一的生命證明。他開始凝視領舞的艾米莉：她以帶口音的中英文報曲名，將《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無縫接到《紅河谷》，用身體拼貼出後現代的城市排水溝美學。廣場舞不再只是運動，而是年長女性由下而上的身體政治、在老齡化浪潮中柔軟卻頑強的空間佔領、集體主義殘響的當代轉譯，以及一場讓邊緣身體重新獲得能動性與社交連結的日常儀式。

盤柳儂傳來評論性散文，認為無論日本、韓國或中國等東亞文藝的作品，皆擅長細膩捕捉情感與社會困局，體現現實主義精神，卻鮮少超越人性，繼而陷入道德與倫理的封閉循環。盤柳儂引用尼采的「超人」理念，批判以「情理」取代「真理」的文化氣候，呼籲藝術家擺脫人性桎梏，追求更高的審美與創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