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力馬扎羅沒有雪:論東亞社會的成熟敘事與精神流亡

散文 | by  盤柳儂 | 2026-03-05

「他終於站在乞力馬扎羅的山頂(至少鏡頭中是如此),朋友圈的照片拍得很美。只是沒有人知道,這座山在他心裡,已經很多年沒有下雪了。」——新加坡作家周凱莉在短篇小說〈乞力馬扎羅沒有雪〉中,以這座非洲赤道雪峰作為貫穿始終的隱喻。小說裡,中年男性主人公追隨著一位舊識友人「創業、融資、上市、婚變」的人生軌跡,如同旁觀一場標準的東亞式「成熟」範本演出。那張朋友圈裡的乞力馬扎羅照片,與其說是遠方的召喚,不如說是對內心荒原的一次精美修圖——它標記著社會意義上的「抵達」,卻也見證了精神雪線的永久後退。


這篇小說精準地捕捉了東亞社會中一種隱秘的集體創傷:我們的文化腳本,將「成熟」編寫為一場對青春浪漫主義的系統性告別。在日本電影《花束般的戀愛》的映後分享會,主演菅田將暉與導演土井裕泰當被問到「電影是否還會拍續集追蹤兩人30歲之後的生活」時,他們都尷尬一笑,並且異口同聲地說道:「三十歲之後應該很無聊了吧,沒什麼值得看的」。關於「三十歲後人生無聊」的戲言,在此不再是輕鬆的調侃,而像一句冰冷的註腳:在主流敘事裡,激情、錯誤與不切實際的夢想,被劃歸某個年齡段的專利;在此之後的人生,理應收斂羽翼,專注於在既定的社會結構中攀爬,直至坐上那張代表「權威」的圓桌。這不僅是個體選擇,更是一種文化規訓。哲學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 在《倦怠社會》中揭示的「功績社會」邏輯,在東亞語境下與年齡階序深度嵌合:青春被物化為必須高效產出社會價值(財富、地位、家庭)的「績優股」階段;所謂「成熟」,則是將此階段積累的資本,穩健地轉化為體制內的符號權力(輩分、頭銜、話語權)。創造力與叛逆精神,因其不確定性,被視為需要被「管理」的噪點;而成為一個「穩重的權威者」,則是系統獎勵的終極安全出口。


這種對「權威位置」的追逐,必然伴隨著深刻的心理代償與性別操演。正如電影評論家戴錦華在多次講座中犀利指出的,東亞社會的父權結構並不僅僅壓迫女性,同時也以嚴苛的「男子氣概」模板對男性進行規訓:要求他們成為家庭的經濟支柱、情感上的壓抑者、以及社會權力遊戲中的合格競爭者。許多男性一生都在進行一場疲憊的「表演」:在公共領域,他們壓抑情感,學習計算與謀略,朝著「圓桌首席」的目標匍匐前進;在私人領域,這種被壓抑的、對「純真」與「柔軟」的渴望,則可能畸變為對女性「青春化」、「幼態化」形象的迷戀。這並非單純的審美偏好,而是一種複雜的補償機制——通過凝視或佔有一個被想像為「未被社會化污染」、「承載著已逝自我」的客體,來暫時緩解在權力競逐中產生的異化與耗竭感。周凱莉筆下主人公那未遂的、因身體衰敗而草草收場的婚外情,正是這種代償機制蒼白無力的註腳:他試圖在另一個「她者」身上重燃那座「乞力馬扎羅」的雪,卻發現自己的內心與肉體,早已是一片無雪的荒原。


讓我們凝視那個經典的飯局場景:一個出身普通的東亞男性,在「球神梅西(港譯美斯)來了都必須站起來敬酒」的圓桌旁,內心或許奔騰著那隻充滿戲謔與隱喻色彩的南美神獸「草泥馬」(羊駝)——一種對荒誕規則無聲的、內在的嘲弄與嘶鳴——如同搖滾樂隊回春丹在歌曲《樂色車》中反覆唱出的三字台詞。然而,他的身體卻精準地執行著舉杯、躬身、乾杯的儀式。他安慰自己的話術,與小說中追尋權力的友人如出一轍:「等我到了那個位置……」這正是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所分析的「傳統型權威」的微觀鞏固過程:對一種基於年齡、資歷的等級秩序的信仰,賦予了當下屈從以未來的主體性補償。然而,女性主義學者會進一步追問:這種以男性為主體的「成長—壓抑—補償」模型,最終鞏固的是何種秩序?它不僅異化了男性自身,也將女性固著於「被凝視的青春客體」或「承載男性疲憊的避風港」等角色中,共同維繫著這個壓抑創造性與真實情感的系統。如同那張朋友圈裡的乞力馬扎羅照片,所有人都在展示「抵達」,卻無人敢承認「失去」。


長期浸淫於此,社會將陷入一種創造力的慢性窒息。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筆下的「生命之輕」與「生命之重」在此有了新的詮釋:對秩序、穩定、經驗傳承之「重」的絕對尊崇,系統性地驅逐了冒險、實驗、顛覆性想像所必需的「輕」。一個慣於以年齡劃分話語權、以「成熟」之名馴化野心的社會,其進步往往淪為技術性的內捲,難有範式性的突破。它會生產出越來越多的「成功人士」,卻也可能孕育越來越多的「精神流亡者」,內心那座乞力馬扎羅,終年無雪。


然而,覺醒可能始於對這種「無雪狀態」的正視。法國哲學家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 提醒我們,夢想的能力從未真正離去,它只是蟄伏於靈魂深處。那個曾因老師寫錯一個三角函數符號(cos寫成sin)而當場質疑的少年或少女,從未被徹底消滅。他們在我們對圓桌儀式感到生理性厭倦、在我們對自身日漸熟練的權力遊戲感到陌生的瞬間,悄然甦醒。周凱莉的小說以疾病的隱喻(癌症)觸碰了這種覺醒的殘酷可能:有時,只有當肉體開始叛變,我們才被迫直視精神的荒蕪。


最終,重要的或許不是我們能否登上社會意義上的「乞力馬扎羅」,而是在攀登的全程,我們能否守護內心那片不容融化的「雪線」。這不僅是男性的課題,也是所有人的。它要求我們挑戰將「成熟」等同於「馴化」的單一敘事,質疑那張圓桌的絕對權威——除了追求圓桌上的座次,我們是否可以做那個掀桌的莫梭(Meursault);並在集體層面,重新想像一種容許脆弱、珍視創造、讓不同性別都能擺脫刻板角色枷鎖的「成長」可能。願我們在舉杯之間,能於酒液的微光中,不僅看見權力的倒影,更能辨識出那隻內心奔騰的、不願馴服的南美神獸,以及它身後,那片本該屬於自由與落雪的、遼闊天空。


真正的勇氣,不是在無雪之山上假裝登頂,而是無論身處何種高度,都願意承認雪的缺席,並依然相信,下一次降雪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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