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見㠀視野：洞察當下香港社區／群藝術報告》書摘——〈由法國古斯塔夫 · 庫爾貝到香港程展緯〉

楊秀卓前半生以會計工作搵食，並兼職藝術創作；後半生全職執教視藝科，藉此買一份安全感。無意中他在建制內成為一名教學藝術家，一做就是十八年。期間不斷遊走規矩內外，試圖超越四幅牆的限制，讓青少年自由地實現自我，從社會中尋找一個位置，與世界重新連結，過一種自主性的人生（如果可以的話）。

教育家維果茨基（Lev Vygotsky）說，一位優秀的教師，需要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同時也是一名富有激情的藝術家和政治家。

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講過，好的教師必須首先是一個願意和懂得學習的人。學習的意思，就是以開放的態度，直面問題，尋找新的可能性。

英國文化研究學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認為，教育的目的就是社會改革。在社會改革的過程中，學習與社會行動同樣重要。

一個月前，我收到學生的電話：「楊Sir，有個活動，叫『見乜』，講『藝術參與』、『青年教學』。我好唔好參加？」然後給我看活動資料。一個星期後，另一個學生找我：「楊Sir，我見到嗰個『見乜』有你份。乜嚟㗎？我想參加喎。」我回覆：好啊，快點，應該很多人報名。

「見乜」這個活動，我的學生、朋友，都提起過。但沒有人知道那個字（「㠀」）怎樣讀。我覺得設計活動海報的人好厲害。如果我還在教書，一定會用這個設計做教材。設計師用了一個所有人都不知讀音、不曾見過的字，引發大家「見乜」、「見乜」地討論，這個活動就這樣靠一個字傳揚開來。

這個字背後亦有深意：誰告訴你，你甚麼都懂？你甚麼時候覺得你自己甚麼都要懂？我夠膽講，十個中文老師，有九個不認識這個字。所以不懂，就是「學習」的開始：查字典，用手機查看讀音。我覺得，這張海報設計的理念就是：不要以為自己認識一切；我們都需要學習，由最簡單開始——學習一個字的讀音。

這個海報設計很適合做教材。除了精美的「鉛筆」圖像，其中的文字排版保留了許多修改的痕跡：圈住重點字眼、填補缺字、用改錯帶覆蓋錯字再作修改、用星星標記重點資訊……一般而言，應該完成所有修改，才讓設計面世。學生可能會問：這張海報為甚麼就這樣發布了？不是應該盡善盡美嗎？我可能會答學生：也許設計師也不太懂設計；他也正在學習，過程中發現有錯漏，邊做邊改。

學習始於實踐。學習不會一蹴而就。學習是直面問題，在參與和實踐的過程中發生。

這個設計師不懂設計海報，不斷修改的過程，就是他學習的過程。他沒有選擇呈現最完美的結果，而是把錯漏與修改的細節——也就是他的學習過程，一併呈現給觀眾。所以這張海報隱含了兩個意義：第一，我們不是甚麼都懂，我們要更開放、打開自己；第二，學習的過程，必須經歷實踐。

開頭朗讀的幾段文字，是我在教學過程中的自我提醒。威廉斯說，教學就是社會改造，而非單純的傳授知識與技術。我教水彩畫，學生畫完，教與學就完結了——這算甚麼教學呢？商場畫室、青年會中心和社區中心開辦的興趣班，可能比我教得更好、比我畫得更好。學生為甚麼要找我學？為甚麼要在學校學？如果我只是傳授繪畫技術，我不就變成了社區中心的導師？我還要如何自稱是老師？

回到威廉斯的話：教學就是社會改造。如何改造社會？在我心中，改造社會的第一步，是與學生一同學習，然後在學習過程中啟發學生，引導他們意識覺醒，意識到自己身處甚麼位置、龐大的教育制度是怎樣一回事。這是我的教育信念。我們是時候回到今日的主題——年青教育藝術家培育計劃。

海德格說，好老師也是好的學習者，因此我經常提醒自己，要不斷多學、去看。

這個計劃所說的「藝術家」，有別於一般理解的studio art藝術家，不是在studio內畫畫、泥塑、鑿石、鑄銅，而是介入社會的藝術家。

我想簡單地討論，甚麼是社會參與藝術（socially engaged art）。它有許多其他的名字：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公共藝術（public art），關係藝術（relational art）……但內蘊大致相同，就是用藝術介入社會、改變社會，希望社會變得更好、更進步，或簡單地說，希望社會更人性化。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發展，嚴重破壞了我們生活的社會：人倫、人與人的關係、整個地球生態——你閱讀的資料愈多，就愈擔心地球是不是真的依然適合居住。在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之下，人類的貪婪已達至瘋狂程度。

我今天想分享的，是社會參與的藝術實踐，如何在西方興起，然後慢慢傳開，來到香港。

我想先介紹一幅畫——法國藝術家庫爾貝（Gustave Courbet）在1849年三十歲時的作品，《採石工人》（The Stone Breaker）。這幅畫的內容顯而易見：兩位衣衫襤褸的礦工在礦場，一位在錘石，另一個較年輕的抬着很重的石頭；畫的背景一片漆黑。這幅畫最重要的，是右上角的一小塊藍天。畫家藉此告訴大家，兩位礦工在一個暗無天日的礦場中工作。

我對工人有很深的感應。我自十歲已經在工廠做過童工，試過在勞工處訪查時要逃走；中學畢業後，我又在工廠做了兩年；後來轉做會計，也到過泰國、菲律賓、韓國的工廠，見過各地的工人。這就是為甚麼我對工人有一份感情。

庫爾貝用非常寫實的方式，描繪工人暗無天日、被人剝削的日子。庫爾貝生於1819年；前一年，1818年，有一個反轉人類歷史的人出生了。他就是馬克思。庫爾貝與馬克思是同代人。庫爾貝在1849年完成這幅畫；而1848年，是《共產黨宣言》發表的年份。我推測庫爾貝有受馬克思影響，因此對工人有一份特別的感情。他透過一幅畫傳遞自己對工人的同理心；或者是，希望透過展覽這幅畫，令更多人對工人產生同理心。庫爾貝當然沒有用繪畫做教育的意圖，但這幅畫蘊含了教育的意義——希望更多人知道工人的辛勞，知道工人生活在一個暗無天日的世界。

接下來談談1982年的第七屆卡塞爾文獻展。博伊斯是我特別鍾情的藝術家。我在二、三十歲學藝術時，視他為神明，用讀聖經的崇敬之心，讀他的中文傳記。他在1982年文獻展帶來的藝術品，是種植7,000棵橡樹。如果我1982年儲夠錢去卡塞爾文獻展，見到偶像博伊斯，我會問：「啊，我走遍整個展覽場地，也不見你的作品。你今年的artwork在哪？你啲installation art呢？sketch呢？你為甚麼不展出你的artwork？」博伊斯會答：「年輕人，過來幫我種棵樹。跟隨我的義工朋友、我的學生，去種樹吧。這就是我的藝術品。」如果他真的這樣說，我會想：嘩，我存了整年的人工，就是為了買機票看你的artwork，你竟然叫我走去種樹！博伊斯，你別耍我。但種7,000棵橡樹，就是他的artwork。

博伊斯有強烈的環保意識，他發現隨着經濟發展，森林開伐愈發猖獗，地球生態也開始出現問題。所以，他覺得要種樹。我猜，他在卡塞爾各處種植橡樹，是期望在未來的夏天，大家可以看到滿城都是美麗的橡樹，綠樹成蔭。他號召全世界慕名而來的藝術愛好者，在卡塞爾種橡樹；每棵樹旁邊放一塊石頭，對比橡樹活生生的成長。

我開始思考，在上面這個過程當中，藝術在哪裡？雕塑在哪裡？畫呢？版畫呢？我意識中的藝術形式、藝術成品，在哪裡？博伊斯你說自己是藝術家，但你今日給我看的卻是7,000棵樹。難道這些樹就是藝術品、就是藝術嗎？

我突然開竅。原來在1982年，博伊斯已經把藝術的邊界推到無遠弗屆。杜尚拿出尿兜，說這就是藝術；博伊斯把藝術的邊界推得更遠，連尿兜也不需要——我種樹，這個行動就是藝術。藝術不是一個product（成品），藝術是一個process（過程），一場行動。推到無遠弗屆的藝術，開闊了我的世界。

另外一組藝術家，是丹麥的雙人團體Superflex。在介紹他們的藝術前，先提供一點背景資料。2000年，巴西亞馬遜森林附近有一群農民，他們種植了一種叫Guaraná的果實，其中含有咖啡因。他們在遙遠的亞馬遜辛勤耕作，但依然難逃新自由主義的魔爪。這些資本家、跨國企業，聯合起來打壓Guaraná的收購價格。壓幾多呢？壓低80%。這樣的收購價錢，農民要怎樣生活呢？

於是Superflex的兩名成員去到巴西，與當地的農民公會一同尋找出路。他們最後決定不接受收購，自己生產飲品、自己銷售，不再任由跨國企業壓迫。他們最後成功了。

Superflex將這個計劃帶到聖保羅藝術雙年展（São Paulo Biennale），展出計劃過程的照片與文字紀錄。誰知道，聖保羅展覽的負責人以內容不合規格為由，拒絕了他們的展出申請。對方提出一個條件：如果要展出，就要遮蓋某些logo與文字。Superflex最後妥協了，跟從展覽方的要求，獲得展出機會。但這後續引發了非常激烈的討論：甚麼是言論自由？為甚麼雙年展可以這樣駁回藝術家展出作品的方式？甚麼是知識產權？

最後2003年威尼斯雙年展接受了他們的展覽計劃。Superflex在展覽現場售賣計劃生產的飲品：Guaraná Power。這讓我非常震驚。藝術品不應該是雕塑、版畫、攝影嗎？擺攤賣汽水也算藝術？為甚麼這是藝術？而且他們不是在街邊擺賣，而是受全世界的藝術家都夢想能躋身的威尼斯雙年展邀請，帶着Guaraná Power的創作理念和完整紀錄，告訴大家跨國企業有多賤格、怎樣壓低Guaraná的收購價格；而農民又是如何自己生產飲品。

Superflex又比博伊斯更走前一步——連樹也沒有了，喝飲料吧！但你不會拿着一瓶飲品說：「啊，這就是藝術！」這已經不是我們平時理解的，會有最終成品展示的那種藝術。Superflex的藝術，其意義不在最終成品，而在前面的行動過程。

回到庫爾貝的畫。當我明白這些道理後，就會用很淺白的方式告訴學生：庫爾貝看到窮人生活的苦況，因此，他透過畫畫——一種representation（再現），讓更多人知道窮人的生活，希望更多社會人士關心他們、對他們多一點同理心。這就是庫爾貝的創作。

Superflex的藝術創作，不再用畫和相再現農民如何吃不飽、骨瘦如柴、生活艱難、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然後控訴世界、尋求關注；他們直接介入農民的生產與生活，與他們共同對抗跨國企業——我們自己建立生產線、自己銷售，讓農民獲得更高的收入、改善生活。如此，我們難道還需要用畫去representation，宣揚農民的苦難嗎？

在此，我想探問的是：究竟藝術要再現窮人，還是直接介入、改善他們的生活？我特別喜歡Superflex這種類型的藝術家，他們行動，而不是空談。不是說庫爾貝不好，就他身處的年代而言，他的創作理念極為出色。但時至今日，藝術家的思考不能停留於representation——直接介入吧。

接下來分享的，是由三位成員組成的美國加州藝術團體，Fallen Fruit。加州是一個非常富裕的地區，有大量花園洋房別墅。Fallen Fruit在加州地圖上，以每五條街為一個半徑畫圈，然後在每個圈的街道上收集生果。因為加州有一條法例，越過房屋圍牆的果樹樹枝，上面的生果，公眾可以採摘食用；但圍牆內的生果，屬於屋主。Fallen Fruit就是根據這條法例，名正言順地在街上採摘生果，之後再逐戶人家敲門：我們在街上摘了從你別墅圍牆伸出來的生果，想邀請你禮拜天參加我們在畫廊舉辦的活動，一起用這些生果做果醬。也歡迎你帶上別墅內的生果來！

到了禮拜天，街坊帶着生果去到畫廊，加上藝術家們之前採摘的那些，林林總總全部放在檯面上。做果醬的工具一應俱全，但很多街坊沒有做果醬的經驗，便想要食譜。Fallen Fruit說：沒有食譜，我們分組看看可以怎樣做吧。

一日過去，玻璃瓶內是各種組合的果醬：檸檬加香蕉、荔枝加龍眼、橙加蘋果……混雜得不可思議。大家試味，試到哈哈大笑。一罐罐果醬陳列於此，這就是計劃的全部內容。難道這些瓶裝果醬就是藝術品？當然不是。Fallen Fruit的藝術創作是：一群原本互不相識的街坊聚首一堂，度過了愉快的半天，於是乎我知道你是陳太、你是王太、你是陳生，然後大家交換電話。這就是社區營造啊！住在同一個社區幾十年、卻從未交談半句的街坊，今天一起開心地做果醬——於是，這個社區裡面，開始有對話發生。

人倫關係重新建立，這就是藝術。所以如果藝術就是美，那麼人與人之間重新建立關係，工人的生活有所改善——這些質的改變，難道不美嗎？難道就不是藝術嗎？

接下來的分享，是希望向大家展示藝術蘊含的想像力。整個計劃與雞有關，出自巴西的藝術團體BijaRi。他們先把雞放入一個貧民區，街坊看到雞，任由它在街上走來走去，又會和它聊天，「為甚麼走到街上了，快回家吧」；他們又把雞帶到賣Gucci、Chanel、Prada的商場，一大群保安陷入瘋狂，想盡辦法圍捕，「為甚麼我們的商場會有雞」。BijaRi將雞在兩個地方的情況拍攝下來。藉由這個小動物，你就能看到，空間是怎樣被私有化的。BijaRi最後將計劃的錄像帶到巴西雙年展。他們的創作專門挑戰建制，一些我們平時沒有為意、沒有察覺的建制。

我的分享始於庫爾貝，現在來到程展緯。他是我非常欣賞的香港藝術家。他關心保安員沒有椅子坐下休息的問題。怎樣關心？拍照、寫文，告訴大眾，博物館的保安員沒有椅子，這有意思嗎？沒有人會理會的。他的選擇是：我進入建制、加入博物館，我做保安員，我沒有椅子坐下，我用保安員的身分發聲。他很聰明，懂得利用報紙、社交媒體，將「沒有椅子」這個問題，擴大成一個獲得大眾關注的社會議題，令博物館館長也不得不處理。他成功了，切實地為保安員爭取到可以坐下休息的椅子。

這樣的話，為甚麼還要representation呢？直接介入、改善問題吧！保安員可以坐下休息，不是藝術嗎？畫畫才是藝術嗎？藝術品的意義在哪裡？我想大家思考的是：你們在成為教學藝術家的過程，或者在構思自己的藝術計劃時，是不是一定要有一個可以展現於人前的最終成品，才自覺自己在做藝術？

在這裡引用福柯的一段話：

讓我驚訝的是，在我們的社會，藝術已經變成只與物件相關，而非關個人或生命。藝術變成了某種專業或被稱為藝術家的專家所做之事。但是，難道每個人的生命就不能成為一件藝術作品嗎？為甚麼燈或房子可以是最終成品，但我們的生命卻不是？

福柯提出了很好的問題：為甚麼一盞燈是藝術品？如果我的生活有改變，我的生命變得更加豐盛多姿，為甚麼這不是藝術呢？

我很喜歡的英國藝術家，2004年泰納獎的得主，戴勒（Jeremy Deller）。他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說，我不會做雕塑，也不懂畫畫，但是：

我從一個創造物件的藝術家，變成了一個創造事情的藝術家。

他的藝術創作，是重演歷史。其中一個著名計劃是《歐格里夫抗爭事件》（The Battle of Orgreave）：他邀請現實中的警察與工人，重演當年那場令英國經濟和英國工會嚴重受挫的大罷工，拍成影片。

接下來，我會分享自己的藝術。2002年時，我尚未開竅，做的所謂「社區藝術」依然有可供展示的藝術成品。我在學校教書，如果叫學生在紙上畫畫，大家會覺得從小學到中學都是這樣，覺得很悶；於是叫學生畫傘，大家的投入程度很高，因爲從來未試過。在他們畫傘的兩個月期間，我和公園負責人通信，爭取把六十多件成品在公園擺放兩日的機會。

一天早上，我在公園遇到一班來這裡跳扇舞的嬸嬸。見她們在看草地上的傘，我就問：「漂亮嗎？」她們答：「很漂亮。賣多少錢？」「不賣的。這是我學生的作品。今晚就要收走了。」「那我們可以拍照嗎？」「當然可以！」

那時我覺得，如果藝術可以落到社區，讓街坊欣賞，為他們生活一點驚喜，那就很好了。

還有就是「畫四方畫」，和畫傘是同一個藝術計劃。參與計劃的是一所專門為輕度智障兒童而設的學校，大概有一百名學生。我以前和他們合作過，於是和主任討論，有沒有興趣一起在校內做一件藝術品。主任答應了，並且分享了一個故事。

上水的社區都知道這是專門為輕度智障兒童而設的特殊學校。一天早上，主任在步行回學校時，聽到一個拖住年幼女兒的媽媽說：「行快啲啦，衰女！你唔畀心機讀書，我就送你嚟呢度讀！」主任聽到後很心酸。

「你唔畀心機讀書，我就送你嚟呢度讀！」於是，我就用這句話，為他們構思了一件作品。

我在放學後，帶着十個自己的學生來到這所學校。我的學生協助他們畫畫，例如在旁邊遞顏色、提供一點意見，但不會直接參與他們的創作。最後完成的畫作，就掛在學校外牆。我希望街坊看見，這所學校不是大家想像的那樣。我想為這所學校平反：輕度智障的學生也有創意、有想法、有自己的生活和喜好。

下一個是「藝術在醫院」，邀請住院患者一起畫紙碟。這個計劃失敗了，因為找不到病人參與。醫院的架構非常複雜，我當時不知道怎樣聯絡他們，寫信和打電話都是被敷衍打發，最後對方只願意派四個小朋友參加——我帶到醫院的學生，比醫院的參與者還多。

接下來，是讓我非常自豪的代表作，2014至2015年的「『二手店』社區學習計劃」。

我當時已經退休，Vangi邀請我去一所中學做駐場藝術家三至四個月。所以，我有充足的時間設計一個比較完整的計劃。

有一個組織叫女工合作社，在長沙灣的工廠經營一間二千呎的二手店，銷售衫、褲、鞋、運動工具、書、CD、傢俬、電器等物件。這些物件來自香港的中產屋邨，例如太古城、將軍澳。女工合作社接觸這些屋邨的互助委員會，呼籲住戶捐贈家中的閒置物品；合作社會將這些物品運送到深水埗等基層社區，以低廉的價格，將物品轉賣。很多基層人士、基層小朋友，因此可以用十元、二十元的價錢，買到新淨的球拍、文具、書，或者美麗的裙子。這間二手店就是這樣運作：免費入貨，賺到盈利減去租金和水電煤費後，出糧給管理二手店的女工。工人有收入，中產的閒置物品找到去處，基層以低廉價錢獲得所需物品——三贏。

我很欣賞這個機構，也認識其中的女工。於是主動接觸他們：我退休了，很希望可以和你們合作。這個藝術計劃就這樣開始了。

計劃開始後第一天，我約學生在街頭見面。當時是冬天，大概四點半至五點之間，我帶學生行深水埗，認識這裡的建築物、街道和社區形態，提醒他們留意街上的行人。「好多老人家。」學生的觀察力不錯。

下一站，我帶他們上長沙灣的女工合作社二手店，認識女工合作社是怎樣的機構、為甚麼要賣二手物品、學生可以如何參與計劃。

週末，我們去將軍澳這個中產屋邨回收二手物件。開始前，我再次提醒學生，不可敷衍了事，要認真幫工友們搬運、包裝物資；你們要切實地用身體經驗、學習，感受過搬運過程的辛勞，才會明白工人的生活是怎樣的。又叫學生向捐贈物資的家庭發問：為甚麼要將這些東西送出來？有個學生之後告訴我，他接收了一把近乎全新的小提琴；物主的女兒學琴了半年就放棄，因此就捐贈出來了。還收到一盒全新的塑膠彩，學生看到後對我說：「阿sir，我想要。」我說：「不行！放回去！你不能現在『想要』，自己之後去二手店買！」

大家在這裡上了一堂社會科，第一次經驗到另一個階級的物質條件原來如此優厚。

完成收集後，就把物品包裝好，運送回工廠；下個星期，學生們再回工廠，將各種物品分類，再運到合作社的二手店銷售。他們跟我說，甚麼東西都有人捐，連過期M巾都有。

這個計劃的最後階段，我要學生用女工合作社的概念、在將軍澳屋邨學到的物資收集流程，用一個月時間，在自己學校運行一次。學生們很害羞，不知道怎樣向老師和同學開口；我鼓勵他們用學校的中央廣播，或者製作校園海報，甚麼方法都可以，嘗試在學校呼籲大家捐贈閒置物品。最後收集到不少物資。大家將這些物品陳列整齊，在校內展出了大概十日。最後，向女工合作社借來了一些紙箱，將所有物品分類封存，再送回二手店，在深水埗轉賣給基層人士。

學生們都做得很好；我對這個計劃很滿意，做得很開心，這是我在社區藝術方面的代表作。

問答環節

問 : 藝術家做的社區工作，與其他社區工作有甚麼區別呢？到甚麼程度才是藝術呢？社區與藝術的互動，對雙方有甚麼影響？

答 : 這個問題很複雜，但問得非常好。有些人會挑戰：如果社工在社區裡做類似的事，你會將之定義為「社會參與藝術」嗎？但為甚麼社工做的，就不能稱之為藝術？我們不能以人的身分為基礎，界定事情的屬性。的確，許多事情究竟是「藝術」還是「非藝術」，其中的論述爭議從未平息。

我也正在學習，無法簡單地回答你的問題，這是一種不負責任。但我鼓勵大家——各位未來的教學藝術家，多閱讀社區藝術相關的書籍。其中，我極為推薦畢莎普（Claire Bishop）的《人造地獄》和萊西（Suzanne Lacy）的《量繪形貌：新類型公共藝術》。這兩本書是我的啟蒙，其中整理了上述論述爭議的完整脈絡，詳細討論了這種看不到最終產品、藉行動界定藝術的理論。

問 : 剛才楊Sir分享了自己開竅前和開竅後的區別。請問開竅的契機是如何產生？您如何感覺到這就是開竅呢？

答 : 我一直銘記：一個好的老師，就是一個好的學習者。我在課室教學生的時候，也會反問自己學到了甚麼。所以我不停學習、不停閱讀，那些啟發都是從閱讀中獲得的。原來賣Guaraná Power，也能去雙年展做展覽；原來藝術家可以直接介入、改善他人的生活。這對我的衝擊很大。如果福柯是對的——一盞漂亮的燈是藝術品；那麼我的生命有所改變，難道就不算是藝術嗎？為甚麼物件是藝術，生命反而不是？因此，我開始問：究竟美學是甚麼？我的領悟是，在藝術的發展中，我們總是談論aesthetics（美學），卻鮮少談論ethics（倫理）。而「社會參與藝術」這種藝術形式，重新肯定了藝術的倫理觀、人倫關係；只要有重拾這種價值觀，就能被視之為一種藝術。

問 : 是甚麼促使你在教學多年，甚至退休之後，依然持續參與社區藝術？

答 : 是火，火仍在燃燒、仍然火熱、仍然對這個社會有許多許多憤怒。當這把火燒完，我就會收檔；但未收檔的話，我仍要發火。我以前困在籠中，咒罵這個世界和社會。現在七十多歲了，還罵嗎？不罵了，不如將這團火，轉化去教導下一代吧。以前我想用藝術品去改變世界；現在我踢走藝術品，我要改變這群年輕人。到將來你們的火燒開來，香港不就有救了嗎？這就是我的熱誠。這就是我的火。如果說得肉麻一點：Because of love, I love this place, I love these people 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