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伊傳來《我們不是什麼》觀後感，坦言起初對戲中BL題材有所保留，再觀影後發現電影實以BL為引，刻畫出香港底層邊緣人物所面對的社會惡意與壓抑。雙伊以戲中底層人物「百忍」的日常，繼而想起自己職場往事，反思社會上憤怒情緒的惡性循環，並為昔日的情緒失控懺悔。雙伊讚賞導演邱禮濤那敍事與分鏡功力，期許自己年歲漸長仍保持開放，不因偏見而中途離場，並反思「為未必理解之人與事，開一扇窗」，讓對話平靜流動。

王駿業傳來《旅行的意義》影評，指出導演三宅唱透過「夏日虛構」與「冬日現實」的雙重結構，折射出在日韓裔女編劇的邊緣身分與創作焦慮。王駿業認為旅行作為窺探與被看見的權力遊戲，同時象徵與他者相遇的可能性。同時電影亦有著死亡（memento mori）的隱喻，透過細膩的光影與聲音捕捉「期間限定」的風景。所謂「幸福的故事」並非僅在於情節，更在於如何講述；唯有開放感官、沉浸於當下的細節，才能在虛無中體會到真正的「生存的實感」。

鄧皓天傳來《黑箱日誌》影評，指出戲中伊藤的創傷不僅是心理問題，更與社會結構和文化觀念緊密相連。他認為傳統「正向完整敘事」的治療方法，是忽略了創傷的結構性根源，並強調接納與聆聽倖存者的重要性。他進一步反思創傷是否應被政治化：一方面，社會改變需倖存者發聲；另一方面，創傷被政治化可能簡化個人經歷，為受害人帶來二次傷害。

筠觀畢《虎毒不》後，指出電影雖看似平淡，令到有部分觀眾覺得電影沉悶，但若代入主角楊淑貞的處境，丈夫一句「我幫你頂幾日」暗藏的性別分工、婆婆以「責任」包裝的壓迫、手帶上「楊淑貞之女」烙印的完美母職枷鎖，以及溫柔殺人於無形的父權浪漫，一切一切都將她推向深淵，最終釀成悲劇。

《爸爸》的題旨是一家人，就算發生彌天慘劇，也只像飲茶埋單般沒有辦法算清楚。醫生給予一個類似思覺失調的名詞來解釋弒親原因，爸爸只能一往深情地相信，做出血案的人是那個崩壞了的腦袋和一個空洞了的靈魂。難免再三思量，爸爸如何承受這充滿矛盾的肝腸寸斷？再選擇義無反顧的救贖！

詩人阮文略終於看了《九龍城寨之圍城》，「果然港式功夫片還是獨步全球。最怕貨比貨，歐美動作電影想學卻始終是欠了勁道。」雖然他認為電影的角色背景和性格塑造頗為粗疏，但他更關心的是電影的寓意，關於身分的轉移和外擴，到底身分外擴到哪個地步就會出現異化，是否有什麼可以／應該保衛和承傳，導演把答案懸置了。縱觀全片，最讓阮文略感動莫名的，是片尾的城寨日常生活剪影，有種久違了的無無聊聊，反觀當下，又不是全然失去，卻是那一絲半縷的、隱然的「仍在」，讓人心癢難消。

任劍輝、白雪仙主演的電影《李後主》面世五十五週年，片主廖先生以最新技術修復本片，於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再度放映。戴侶分享觀後感，圍繞其歷史與愛情的主題、于粦作譜的插曲，以及任劍輝把亡國之君的複雜情緒發揮得淋漓盡致的演技，藉此追憶和悼念五、六十年代的明星，感歎他們巨額斥資的傻勁，只是一切已成追憶。

藝術總監把這次演出稱為「兒童戲劇」，關鍵乃是「成長」。「成長小說」是為文體，德文中稱為「bildungsroman」，有著生命與靈性經歷漸漸長成一個圖像（bild）的意味；我會說，這齣《銀河鐵道之夜》同樣是一場濃縮的、象徵化的「bildungsroman」。劇中阿喬因為父親的長期缺席、母親的病弱無力，因而被許多同學取笑、誤解，卻仍然保持純真、勤儉，始終是「一心為了他人的幸福著想」的人。舞台上的寓言正是將阿喬這個圖像，深深印刻在觀眾的眼睛裡、心靈裡。無論是成人還是小孩，乘搭銀河鐵道列車來到此處，就彷彿都成為了置身「天真」（naïveté）狀態的兒童，重新學習成為人的情感條件：不滅的勇氣與智慧，面對逝亡的莊重哀悼，立足此刻、謙柔待人的意志，以及仰望未來的信心。

去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舉辦的「港文存檔」紀念展，館方向公眾展示這些年間持續搜集整理所得的豐富香港文學藏品，參觀過這個展覽的麥芷琦，認為當中涉及的「選擇」問題與取捨準則，或能反映館方所欲呈現的香港文學面貌，背後理由值得深思。

「自由行」的片名帶有一點嘲諷意味，相較之下，英文片名A Family Tour更直接地點明了電影的主題。因為拍了關於楊佳母親的電影《孤僻者的母親》，觸動了政府的敏感神經，主角楊樞不能回到故鄉四川，流亡香港多年。為了見母親陳曉林，楊樞只能用最迂迴的方式——媽媽報團到台灣旅遊，她帶著丈夫家銘和孩子悦悦「自由行」，跟著母親的行程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