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希聖以伽達默爾「藝術即參與」為引,指出觀眾主動的參與和評判,是通往藝術真理的必經之路,其以奧地利電影《劫匪》(The Robber)為引,指主角身兼馬拉松冠軍與銀行搶匪的主角,如何在刻板壓抑的體制下,藉由犯罪與躲避追捕來反證奔跑的純粹價值。主角不追求世俗成功或勝利,只為奔跑的舉動,或許可解讀成奔跑是對生命困境與失敗的持續逃離。

誰說詩歌只能靜靜閱讀?何君怡傳來文章,紀錄「詩擂台」策展人Kasper Forest與台灣詩人煮雪的人之精采對談,探討兩地經驗,並帶領讀者直擊香港兩場「點數詩擂台」現場。參賽者施展渾身解數,以音樂、戲劇及前衛道具演繹詩作,交由全場觀眾即場舉牌評分。詩擂台可謂將文字轉化為熱鬧的社區藝術,亦卸下文學的距離感,讓大眾從中感受到文宇蘊藏的魅力。

石英傳來《兩忘詠》藝評,立足布萊克經典詩作創作視角展開解讀,叩問人性本貌。天真與經驗不是人生歷程的前後階段,而是靈魂裡始終共生並存的兩面。舞台以明暗對照呈現雙重境遇,童真樂園的歡笑裡藏著資本剝削的隱痛,成年世界的沉寂中寫滿宿命輪迴的無奈。聲影交疊間,兩種狀態彼此映照、相互牽扯,最終回歸莊子「兩行」哲思,教我們直面矛盾,在是非共存的世間安放自我。

如牛羊傳來小說,書寫「我」在「我」的葬禮上,安躺在鮮花環繞的棺木中,試圖安睡,卻被周遭的悼詞所擾。昔日中學同學自稱摯友,卻以陳年舊事將「我」定性為偏激孤僻之人;大學「飯腳」誇大我們的親密,形容「我」為理想主義者;甚至長年疏離的友人聲稱是「我」唯一交心對象,滿口後悔與感激。而「我」作為自己人生的首要證人,似乎沒有任何話語權。

鍾粹傳來小說,書寫「我」自四月起便處於枯竭期中,身心皆受困頓,寫不出一個字。一場來路不明的演唱會邀約,將「我」拉出封閉的日常。他帶著一束桔梗花,走進擁擠炙熱的 Live House,卻始終游離於狂熱的群眾之外。然而,演出正酣時,一句「有人帶刀!」的耳語劃破了音樂,恐慌如病毒般迅速擴散。真實與謊言的界線變得模糊,人群在猜忌與推擠中化為混亂的漩渦。

劉以鬯在《酒徒》中感嘆,在香港藝術一沾上交際舞便變了質。然而,梁明暉指出在五十年代的香港,交際舞曾有著另一種姿態。當時,舞女與女明星並列,社交舞從娛樂工具演化為藝術表演,尤以舞王謝魯八與舞后羅佩雲為代表。他們的舞姿展現肢體佈局的創作意識,透過舞廳、電影如《莫忘今宵》與《新娘萬歲》,以及南洋演出,將社交舞舞台化。

「風也清/晚空中我問句星/夜闌靜/問有誰共鳴」究竟是晚空、月亮或星星?夜晚就是有種神秘的力量能讓人靜下來,觀照自己。夜晚,一直都是人類喜歡的主題,不論文學、視覺藝術及音樂,不乏其身影。無數作曲家借題發揮,更發展出一種特別的音樂形式——夜曲。

實踐式藝術研究(practice based art research)屬後結構(poststructural)及後質化(post qualitative)研究的一種,由於藝術好多時是沒辦法用絕對的科學理性去量度,藝術研究的方法和框架甚至是在實踐中後設的。後質化研究強調的不是直接轉達提問過程中找到的材料,而是強調研究員可以如何經驗和吸收所找到的材料再重溯(Re-tell)一個內化了經驗和知識的書寫。後質化研究實踐者認為,不論是提問﹑還是緣著提問的軌跡去找回來的材料都沒有可能是客觀的,真正真實的呈現倒是把研究者自己的知性﹑情感﹑身體都放進去所有在研究得來的材料裡,以研究者自己作為管道讓材料經過研究者自己,再由研究者自己去講一個完整的故事。藝術研究的質化呈現好應是一個內化了研究思索和從中所獲的藝術作品。

苦候多時,終迎來防疫措施放寬,城市逐步解封,各大戲院、表演場地、文娛設施亦於上周四(21/4)重開。《虛詞》訪問幾位文化界名人,包括李敬恒、黃嘉瀛、Luna Is A Bep、黃宇軒、任俠與余家強,分享他們如何摩拳擦掌,準備「報復式入場」支持本地文藝!

表演場地重開,卻不開放予公眾,惹來部分網民批評政策繼續離地,藝文界亦有聲音質疑,當其他有風險的行業都可重新運作時,何以表演場館卻仍未能全面開放,業界此刻的最大訴求,就是盡快全面開放表演場館作公眾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