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歡傳來小說，講述自修生周容曦為應付考試在快餐店日夜苦讀，深陷焦慮的她，已經連續七日沒有開口說話。即使看著睡在店外的醉漢，還是用錯誤讀音糾正女兒英文的母親，她依舊一聲不發。唯獨那名散發怪異惡意、強丟她飲料的店員，曾逼她吐出髒話。出於一時洩憤，容曦向投訴部門發出投訴信，店員雖徹底消失，容曦卻被無以名狀的空洞與懊悔逐漸吞噬。

石啟峰傳來小說，講述「我」自幼能聽見牆壁的聲音。大學畢業後便搬入天台屋居住，其牆壁懂得分寸，不會多言多語，所以五年間可算相處融洽。直至隔壁的一家三口住進來之後，牆就開始變得不安分。隔壁夫婦經常發生口角，當他們罵得激烈，正是牆壁說話最吵鬧的時候。因此「我對」鄰居的反感越發強烈，一下子抵達沸點的時候，便會隨手拿東西摜向牆壁。回過神來，也只是一瞬間的事情，就像父親向兒時的「我」擲啤酒罐一樣。

《18/22》既是一間文化媒體，同時亦是一家網店。網站主編鄧烱榕(Nico Tang)的目標，是讓讀者從觸手可及的產品之中，感受到真正在地的故事。《18/22》去年曾舉辦「茶物語」展覽，邀請超過20個本地單位，以「茶」為主題，製作出9件全新的「聯乘器物」。今年則在見山書店舉辦的「台灣物語──在地作為方法」展覽，精選了8個「MADE IN TAIWAN」的品牌，以器物呈現出各自的「台灣故事」。

橫跨四星期的西九全新大型舞蹈節「自由舞」，聚焦女性舞蹈藝術家，透過全方位的節目和周邊活動，包括開幕節目《女俠傳奇》、本地舞蹈藝術家梅卓燕新作《囍 — 紅色的承諾》、壓軸登場的《群眾》等，邀請觀眾體驗多元的舞蹈世界。當身體自由地起舞，我們將會看到一份溫柔的力量正在我們彼此之間蔓生，牽手延展。

從2019年的第一首派台歌〈一號種籽〉，姜濤推出的作品至今已有十三首。新作〈作品的說話〉之所以可貴，江俊豪認為，不止在少年人生日當天導演出一部高水準的MV，或指出那五件已成經典的圖騰以說明反戰意識，而是努力地向我們說明，個人的努力，是可以昇華到以作品向極權醜惡作出控訴，對普世渴望反戰價值的一種說明。

MIRROR成員姜濤近日推出新歌《作品的說話》，以反戰主題呼應時代，亦激發全城討論。雖有陶傑的「虛火論」在前，但文學界普遍回響正面，就連董啟章都撰文大讚，形容姜濤在三年間經歷了極速的演化，並且從內到外，從自我到世界，方向分明。

姜濤新曲〈作品的說話〉以反戰為題，帶來不少有關偶像與文本的公共討論。流行音樂作為跨媒介、專業分工的複合體，作／編曲人、詞人、監製、導演，還是歌手本人，誰才是歌曲的「作者」？而論者和聽眾，如何避免墮入一味以字面「讀」歌的思想陷阱？作為一個喜歡聽歌的人，賴展堂試在這篇文章回應一二。

身為學校圖書館主任的阮文略，最近在校內策劃了〈作品的說話〉主題書展，希望由流行歌延伸開去，讓學生看見書架上塵封的，有關戰爭苦難的紀錄和文學書寫。 在學校提起姜濤是否合適？播放 MIRROR 會否惹來誰的不悅？用心佈置的書展會否門可羅雀？還有辦下一次的機會嗎？這正正是當下教師每日要面對的難題。

MIRROR 成員姜濤上周六（30日）生日，全城「姜糖」逼爆銅鑼灣賀壽，萬人空巷。而早前「才子」陶傑狠批 MIRROR 沒有真材實料，難救香港音樂和影視產業的「虛火論」成為「炎上」，董啟章、葉一知等人紛紛發文回應，蕭若元更與陶傑隔岸開火。姜濤昨天（7日）出席活動時，謙稱沒有資格作評論，承認有進步空間，又指會努力變成眾人認同的「實火」。

從《鏡中鏡》的自我探索，到《作品的說話》的世界關懷，董啟章認為這種從內到外，從自我到世界的跳躍，亦如見證姜濤在三年間經歷的極速演化，而姜濤很有意識地把粉絲對他個人的崇拜，轉化為更廣大的愛與善的力量，也是非常可貴和可敬。

姜濤23歲生日推出新歌《作品的說話》，更親自執導以反戰為主題的MV，為這首新歌填詞的小克，看過MV亦有感而發，除了談及詞作背後的構思，也分享自己對MV的感動。

第十四屆鮮浪潮國際短片節選定真利子哲也為開幕導演，屆時將放映三部長片，《男人真命苦》、《打到甩廢》、《黃色小子》，四部短片，《遠東公寓》、《真利子三十騎》、《而二不二》、《移動遊園地》，踏入真利子哲也的拳頭天地，在充滿暴力和傷痕的世界，你有沒有復仇和反抗的勇氣？

取消兩份卷，係咪等於消滅廣東話，係另一個值得探討嘅問題。我當然係好撐廣東話，愛好中文的都知道，普通話即北方話係一種退化嘅語言，聲調少，剩係冇咗貼近古音嘅入聲已係最大問題。之但係話分兩頭，一份本來係考本族語（native speaker）嘅卷，我就唔係好明有幾大需要去考聆聽和說話。根本新高中嘅中文課程，係當中文係second language咁考，我一直覺得好戇居。

早前讀了一篇評論文章，提到劇集第十話應思聰病發繼而闖進精神科社工宋喬平的辦公室，被宋安撫下來的情節。這段情節我也非常喜歡，不是因為思聰問「為甚麼是我？」的無奈，也不是那句不屬於劇本的「可能因為你比較勇敢吧」，而是，我在其中看到一位外套上掛著小玩偶的精神科社工，如何以平等的姿態，讓病發的思聰言說其經驗──他要拍怎樣的電影，是甚麼使他受苦──在喬平面前的不是一個胡言亂語、幻聽幻覺的精神病患者，而是一個在特定環境與心理狀態下受苦的人，以及他正遭遇的人生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