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玉雍傳來《哈姆尼特》影評，指出電影刻意淡化莎翁光環，將視角轉向其妻艾格妮絲，藉此重塑女性在歷史中的聲音及視角。電影運用「戲中戲」的方式將《哈姆雷特》演出作為艾格妮絲透過觀戲理解丈夫哀悼，其如同奧菲斯神話般模糊生與死、真實與表演的界線，提供重見逝去愛子的機會。不過，電影選擇以戲劇的圓滿來縫合創傷，卻未充分探索文本內在矛盾，實為可惜之處。

曾友俞傳來《別問我是誰》影評，以網絡虛擬（virtual）與文本虛構（fiction）的微妙界線為切入點，叩問當電子訊號構築的謊言滲透肉身真實時，「人格」究竟是實存的 personality，抑或僅是可替換的面具。戲中女主角 Claire 在「被遺棄」的恐懼與「人格自殺」的罪疚感中掙扎，揭示出社會結構與個人創傷的交織。最終，心理醫師的關鍵揭露與 Claire 的再次致電作為結局，打破單一結局的框架，讓她從受害者蛻變為自覺行動的主體，令這部「不必被確定」的故事，擁有新生的可能。

美國一項最新研究顯示，大型語言模型（LLM）在接受作家作品的訓練並經人手微調後，其生成的文本不僅能忠實呈現作家的語調與風格，甚至在盲測中比人類作家的模仿作品更受讀者與專家青睞。這項發現在英語寫作領域中，證實了 AI 已具備與人類作家分庭抗禮，甚至勝過人類的實力。

香港浸會大學「華語作家創作坊」今年邀請了馬來西亞華裔作家龔萬輝駐校，余啟正歸納龔萬輝在不同活動時所分享的經驗，並以其長篇小說《人工少女》為核心，探討了龔萬輝如何處理家鄉記憶、城市變遷、馬華文學主題，乃至八九十年代的集體次文化，到AI發展的議題，這些都共同構成只屬他的寫作空間，並彰顯馬華文學的另一面。

香港作家洛楓今年推出的新書《不合時宜的群像：書寫理論的獨行者》，在9月時在台北與作家兼學者楊佳嫻舉行新書對談，並由作家鄧小樺擔任引言人。洛楓分享如何在城市困境與個人危機中，透過閱讀與寫作尋求生存力量，挑戰學院框架與社會規範；夏宇的遊玩美學、西西的標點符號哲學，以及昆德拉的自由主張，皆揭示文學作為邊緣自由的剩餘價值。

雙雙傳來《不合時宜的群像》書評，表示看到書本英名令他聯想到佛洛伊德的「固著」，並藉此勾勒出一條散策路徑，聚焦於村上春樹、阿甘本、佛洛伊德與夏宇四位身上。雙雙指出村上春樹的藝術鎮魂功能，強調藝術如何將未活出的生命帶入現實領域，卻無法改變因果律界限；阿甘本的「當代」概念，視不合時宜為透視黑暗、縫合時代斷裂的途徑，使過去復生；弗洛伊德的記憶與創傷理論，質疑意識與現實的分野，探討書寫如何重組時態與慾望；夏宇的自由思考，借柴郡貓象徵流變姿態，拒絕固定真我，於邊界蹓躂以編織生活時態。

《文學鬥》是郭紹洋老師改編自《三國殺》的文學卡牌遊戲，遊戲中的每張卡牌都與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情節和主題緊密相連，讓學生在遊玩中主動探索文學知識。文學作品與卡牌會呈現出互文的狀態，讓應試文章脫離文本原來的敘事時空，更貼近同學的學習生態環境。文學文本在卡牌遊戲亦不止擔任背景設定的角色，更擔任了對時間斷代的社會記憶的召喚。玩家亦在遊戲之中巧妙地體驗席勒所言的：「只有當人完全成為人的時候，他才遊戲；只有當人遊戲的時候，他才完全是人。」

《沙丘瀚戰》第一部被人詬病為「預告的預告」後，如今迎來第二部，曾友俞認為是面對批評的絕對反彈：只交代幾個重要環節，其餘全數留白，將近三個小時的片長中用大量的特效，以及動作畫面來填充劇情的貧乏。他再指出《沙丘2》充斥著角色迅速的轉變，就如Paul 在喝下生命之水後，就馬上黑化，卻沒有充足的交代——若電影的敘事循環無法經由電影自身來實踐，卻需經由外來物的補足，那麼這樣的作品是有缺陷的。

電影《Drive My Car》上映以來受到熱議，劉建均提到，村上春樹原著的短篇小說〈Drive My Car〉本來就存在借題發揮意味，因為靈感正是樂隊The Beatles同名歌曲，濱口龍介深諳文學、電影實屬不同創作媒介，「走出自己的路」倒是體現對村上的敬意，而淡化性別觀念、強調心靈交流，更成功透過改編作品體現了濱口龍介自身的作者性。

《放逐》是方祺端自編自導的作品，本來是為前進進「新文本工作室2.0」而寫，沒想過會真做，更沒想過要自己導，諗住寫完就算，所以寫得比較肆無忌憚，因為沒考慮過演出問題。結果，排練的時候，屢屢出現「呢啲對白唔係人講架喎」的聲音，但其實，方導都有一個偉大的夢想，「因為我讀文學出身，而現在講文學，好多時都係講詩、小說，劇本作為一個大範疇，好像被割開了，所以我想寫一個比較有文學性的劇本，但如何將有風格的文字，放落一個演員身上，而又要做到，係幾困難的。」

為響應罷課，又有見班上同學經常都對媒體及社科研究中常用的入門分析方法「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感到困惑，以下特以2019年6月12日晚上林鄭月娥透過政府新聞網發佈的短片作例子簡單說明（該片連結見文末）。本文寫得比較淺白，高中學生應該也可明白，歡迎自由傳閱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