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臺灣漫遊錄》勇奪布克國際獎後，Florence Tse藉此機會打破譯者理當「隱身」的迷思，強調翻譯為關乎文化尊嚴與解殖的再創作，譯者應列名封面以確立共同創作者的主體性。Florence亦對照照韓國的系統性補助，點出華文文學外譯長年受制於資源匱乏與政治角力的困境，指出台灣現行的文學外譯策略常不自覺落入單一且帶優越感的國族敘事。文學外譯不應淪為政治傳聲筒，必須回歸語言本質，包容並展現錯綜複雜的多元聲音。

中國「新啟蒙運動」代表人物之一、著名人文學者、文學理論家與作家劉再復於5月24日因病救治無效，於浙江杭州與世長辭，享壽85歲。劉再復的一生跨越中國當代文學最動盪也最輝煌的時期，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化熱」的領軍人物，到1989年後的海外流亡學者，他的學術構建與文學創作，均對兩岸三地及海外華文界影響至深。

阮文略早前出席香港詩人嚴瀚欽《錯覺與和解》新書分享會，揉合現場筆錄嚴瀚欽與洛楓會上對談，以及蔣曉薇的會後感言撰成此文。會上，兩人人認為評論並非文學附庸或宣傳工具，本身即具主體性與藝術價值；洛楓亦點出香港「詩人兼寫詩評」的傳統。嚴瀚欽傾向捨棄宏大敘事、堅持文本細讀，他亦將評論比喻為走過千本鳥居時的「回頭看」，唯有轉身，方能看見柱背的文字，讓書寫的意義真正浮現。

謝曉陽在觀賞菲律賓移工藝團Guhit Kulay的作品後傳來藝評，指出移工將平日從事家務勞動的雙手轉化為握起畫筆的「創作主體」，完成了一場感官修復與身體主權奪回。展中《Aruga》與《Mano》以手部觸碰傳遞溫柔與文化；Angie與Cristina則分別透過油畫與織物拼貼縫合群島記憶，編織出香港多元文化的維繫。謝曉陽認為，我們不應以「儘管是移工」的例外視角去欣賞這些作品，而是應認知到勞動與創作本無界線，讓移工擁有創作空間並非施捨，而是他們的基本權利，皆因所有身體都值得成為感受世界的主體。

香港作家沐羽近月出版新作《代代》，並邀來謝曉虹撰序。序中，謝曉虹指出《代代》在「嘴藐藐」的戲謔與側目背後，實則蘊含對香港歷史與離散群體的深情回望。沐羽的書寫遊走於小說與論述之間，他以臺北的港式茶餐廳為座標，重建出一個不強求共識、接納失敗與個體裂縫的公共空間。謝曉虹認為，正是這份結合市井粗口與哲學知性、充滿反諷與距離感的「港式感性」，為香港主體性及遺民困境，劈開了一條極具張力且誠實的表述路徑。

曾友俞傳來《別問我是誰》影評，以網絡虛擬（virtual）與文本虛構（fiction）的微妙界線為切入點，叩問當電子訊號構築的謊言滲透肉身真實時，「人格」究竟是實存的 personality，抑或僅是可替換的面具。戲中女主角 Claire 在「被遺棄」的恐懼與「人格自殺」的罪疚感中掙扎，揭示出社會結構與個人創傷的交織。最終，心理醫師的關鍵揭露與 Claire 的再次致電作為結局，打破單一結局的框架，讓她從受害者蛻變為自覺行動的主體，令這部「不必被確定」的故事，擁有新生的可能。

針對席捲全球的韓流現象，許景雅指出《韓流憑什麼！》一書跳脫了過往僅歸因於政府「大撒幣」政策的簡化觀點，轉而從歷史與文化研究視角進行批判性審視。書中強調，韓流成功的關鍵在於民間互動、共創文化與數位平台的擴散；無論是偶像產業或網路連載，均體現了閱聽眾積極參與的動態過程。許景雅認為，該書不僅是歷史紀錄，更揭示出韓國如何歷經後殖民時期的自我探索，從而確立文化自信。韓國成功將「被展示的文化」轉化為具主體意識的「文化品牌」，並重新定義了屬於自身的美學價值與精神內涵。

紀錄片《尚未完場》以香港文藝拓荒者、猶太籍娛樂大亨歐德禮和皇都戲院為主角，鄧小樺看了兩遍都有些微落淚。因為當中描繪了「大初戀時代」的五十年代，蘊含著混雜而具有無限可能的生命力，並且電影旁及到歐德禮參軍二戰、與妻子救濟戰俘的故事同樣動人，而戰後的他卻成為娛樂大亨，這種難以言喻的夢想有巨大劇力。她最後歸結：雖然那些史實既遙遠陌生，且不為我們所知，卻又讓我們由血液裡生出一種共同體的認同，是為一種香港精神。

危機中能照顧好自己，好好生活，已是福氣，未必會想到同一社區內，不同的族裔群體過得如何？浸大人文及創作系上月舉辦名為「危機中的蛻變：看（不）見的少數族裔」的展覽，正是為了展示香港少數族裔社群在疫情下的生活經驗。

香港文學生活館早前於一拳書館舉行的對談講座，請來黃嘉瀛擔任主持，與作家李智良及音樂人黃衍仁，以「城市的聲音，他者與主體」為題，談論聲音以至噪音在城市裡的功能，以及主體如何以藝術再現或觸摸邊緣的他者。

當代舞的主題空間，讓藝術家以他／她選擇的方式，描述大歷史以外的個人史，尋找書寫平權的可能性。但基於媒介差異，自傳式舞蹈的成立可能比自傳寫作或自畫像困難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