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後保釣抒情：郭松棻、李渝與臺灣現代派文學政治》王德威推薦序書摘——〈此情猶可待，射雕無絕期〉

釣魚臺列嶼位於臺灣東北海域，距離基隆約一百海浬，自古即是臺灣、福建漁民的漁場。一九六八年十月，聯合國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指出釣魚臺列嶼一帶海底大陸棚蘊藏油田，引起各方關注。一九七○年九月十日，美國與日本達成協議，於一九七二年交予日本二戰後美軍管轄的琉球群島。協議默認釣魚臺為琉球群島一部分，日本開始驅逐臺灣漁民。

美日釣魚臺協議沒有照會大陸、臺灣當局。當時文革熱火朝天，中共無暇他顧，但在臺灣、香港、北美，「保衛釣魚臺」的號召掀起巨大迴響。一九七○年十一月臺大研究生王曉波與同儕曹永祥發表〈保衛釣魚臺！〉，追本溯源外，引用了羅家倫名言：「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羅家倫正是一九一九年五四學生運動領袖，〈五四宣言〉執筆人。一九七一年保釣運動在北美迅速蔓延，從舊金山到紐約，多場示威會議都號召上千留學生與知識份子參與，熱烈程度堪稱海外華人運動史之最。

郭松棻與李渝是北美保釣運動重要人物。兩人相識於臺大，一九六○年代末在加州柏克萊就學、結褵。郭專攻比較文學，對存在主義，左翼思想尤為鍾情；李則傾心中國藝術史。但保釣運動改變了他們的生命軌跡。一九七○年秋天郭松棻已然左傾，保釣一聲號起，他義無反顧投入，李渝全力唱和。二人自許承繼五四精神，支持革命，心向共產中國。一九七一年遍地烽火，為了家國大我，他們決定放棄學業，犧牲小我。

然而保釣運動來得急，去得快。一九七二年情勢大變，海外華人各有打算，郭松棻、李渝和同志們分道揚鑣，這才發現已名列臺灣黑名單，「我們回不去了」。一九七四年，兩人終得訪問中國大陸，但所見盡是文革後期凋敝殆盡的景象；心目中的革命夢土原來是一片荒原。強烈的衝擊影響了郭、李的後半生。他們沉潛了將近十年，或鑽研左翼理論，或重拾學業。令人意外的是，一九八三年他們的「復出」，卻是以小說創作引起關注。

郭松棻、李渝這段保釣因緣是鍾秩維教授《後保釣抒情：郭松棻、李渝與臺灣現代派文學政治》的背景。如書名所示，這本專書寫的不僅是保釣，更是保釣之後；不僅是政治，更是蘊藏在政治內外的情感——從狂熱到憂鬱，從期許到回顧——悸動，以及其所觸發的文學書寫。對鍾而言，保釣的風雲變幻，保釣之後的痛定思痛，無不指向一代華語世界知識份子家國情懷、政治訴求，以及文化實踐的裂變。他提出以「現代主義」探討其中的來龍去脈，而座標點正是臺灣。

反諷的是，新臺灣人對保釣事件可能都相當陌生了。過去三十年島上歷史已經轉型，正義是否實踐猶未可知，但大眾記憶不進則退，成為另一種單向敘事。這是為什麼這本專著有著時間上的迫切性。鍾秩維要提醒我們，臺灣作為當代東亞政治角力的「核心現場」，釣魚臺正是引爆點，保釣運動攸關臺灣的過去與未來。

一九七○年美國與日本協議釣魚臺歸屬時，美中關係即已開始鬆動。此時文革仍然持續，越戰深陷泥沼，柬埔寨政變，紅色高棉崛起。這年五月臺灣發生泰源監獄事件。鄭金河、江炳興等政治犯密謀「起義」，雖遭迅速敉平，卻是二二八之後、首樁已達行動階段的事件。釣魚臺爭議儼然預示亞洲秩序即將重新洗牌。

一九七一年騷動浮出地表。當港臺學生向美日示威抗議，當郭松棻、李渝還有千百華人在北美四處串聯時，美國國務卿季辛吉秘密訪中。九月，林彪奪權陰謀敗露，外逃墜機身亡。但真正影響臺灣的事件即將爆發。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大會表決通過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的權利。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臺灣從此多事。

作為政治事件的保釣運動因此成為「臺灣之命運」的轉捩點。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失去爭取釣魚臺的正當性，中共變本加厲，煽動愛國主義，獨立臺灣會等組織則發表聲明，反對將釣魚臺歸屬中國。小小的列嶼牽涉美、日、中、臺各方角力。學者王智明指出，當時北美保釣兵分三路：國民黨支持的革新保臺派；郭松棻等代表的左統派；以及臺灣命運自決的臺獨派。這一三角難題正預設了臺灣政治未來半世紀的爭端。

但鍾秩維志不在分析政治問題而已。他更看出，保釣對臺灣之所以重要，因為觸及了剪不斷，理還亂的感覺結構。「釣魚臺」與其說是地理政治的爭議，更不如說是時間政治的糾纏。「後保釣」的「後」意在指出，這一運動雖然「過去」，其實完而未了。當事人回顧或迴避歷史現場的舉措，後之來者對事件的重新編碼，提醒我們時間線索的交錯是實然的，也是偶然的；是先驗的，也是後設的。

更進一步，「後保釣」指向一種情感考掘學：國土，鄉土，主權，認同，歸屬，愛國，背叛，漂流，回歸，希望，絕望，自覺，自決，存有，隱匿，甚至病與死亡……相互牽扯，無不投射以後半世紀臺灣人的主體意識。鍾秩維以「抒情」名之，不為感時傷逝，而是企圖尋找一種將已經物化的事件「再政治化」的方法。他明白，真正鼓動人心的政治必須「有感」，情之為物才更能照射時代最隱秘的曲折。如果一九七○年代的「愛國」行動需要情深意切的驅力，時至今日，論斷那段歷史的是是非非，一樣需要「同此涼熱」的想像與感召。

鍾秩維認為，展演抒情即政治最佳的場域是文學。如果「釣魚臺」是關於臺灣歷史定位的隱喻，「後保釣」不妨是個抒情命題。「抒」通「杼」，是解散，也是編織；「情」意味內在的喜怒哀樂，也指涉外在的情況、情勢，更通向情志及本真。「後保釣抒情」來自詩性自我與歷史世變最驚心動魄的碰撞，以及其後漫長的搏鬥：意識形態的搏鬥，記憶消長的搏鬥，肉身存毀的搏鬥，當然，還有時間是否可待的搏鬥。強調反映論、代表論的現實主義文學哪裡能夠承擔這樣艱險的搏鬥？後保釣抒情必須以現代主義書寫為依歸，這又牽涉文學風格的搏鬥了。

✽

《後保釣抒情》以郭松棻、李渝作為核心人物，輻射出一幅相當廣闊的臺灣現代文學全景。全書六章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處理保釣前史，重讀李渝、郭松棻一九六○年代末從文藝、思想轉向政治行動的關鍵文本。郭松棻的〈秋雨〉描述與病危的業師殷海光訣別的始末，不僅投射自由主義的困境，也是郭個人轉向左翼的宣言。相對郭松棻「謝本師」的決絕，李渝折衝在夏濟安、葉維廉等示範的臺灣現代主義系譜裡，思考抒情小說如何形塑文本內外空間，介入現實的可能。

第二部分反思保釣之後，郭松棻、李渝回溯來時之路，重新衡量政治與書寫的選擇。他們沉潛下來，但行文運字的矜持如此凌厲自苦，恰似一種理想精神的變貌。革命者的默契可以是心照不宣的。郭的藝評〈一個創作的起點〉，道盡他在行動與思想，中國與臺灣，主義與文學的艱難轉折。這引出李渝〈射雕回看〉，書寫是革命後——或後革命——的行動。

第三部分轉向郭、李後保釣經典作品〈雪盲〉、〈待鶴〉的深度解析，以「差異與共在」說明兩人抒情美學的微言大義。兩篇作品悼亡傷逝，都暗示作者身心狀態的危機。論者嘗謂郭、李「左翼憂鬱」傾向。鍾秩維卻要叩問，這憂鬱難道不更可以理解為「臺灣的憂鬱」麼？

鍾秩維的論述綿密細緻，值得仔細閱讀。以下三個方向可以作為起點。第一，左翼意識形態以革命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為文學基準，郭松棻、李渝後保釣的書寫卻顯露鮮明現代主義風格。如果現代主義被視為極端個人、小資的文學，曾經的保釣戰將如何自圓其說？第二，郭、李旅居北美，「情迷中國」（obsession with China），他們如何看待原鄉臺灣，他們的作品如何可以視為臺灣文學的一部分？第三，郭、李的畢生追求「解放」的思想與行動，然而他們的作品和生命歷程卻似指向相反方向？「憂鬱」如影隨形。郭松棻二○○五年猝逝，李渝二○一四年自戕棄世。他們究竟證成了革命者的死而後已，還是魯迅式荒謬英雄的「自嚙其身，終以隕顛」？

鍾秩維認為，這些矛盾與悖論如此引人深思，恰恰顯示郭松棻、李渝之於臺灣文學的意義。現代中文／華語文學，不論左右統獨，都以現實主義是尚，講求文字與世界，經驗與書寫鏡像般的照映。鄉土寫實外加憶苦思甜向來是政治正確的標誌。殊不知現實主義也是舶來品，也從來難脫「真相」、「真理」霸權的滲透。郭松棻、李渝從保釣前線退下，直面現實文學的盲點，轉而從現代主義敘事——時間的斷裂，空間的堆疊，思維的內化，文字的疏離——找尋冒險管道。他們以往激進史觀和抱負裡的幽微面，竟得以顯露出來。

郭松棻〈論寫作〉饒有寓言般的深度。故事裡青年畫師因瞥見一窗內婦人的容顏，而觸動寫作的靈機。他日夜琢磨，一無所成。由臺灣到美國，由勤奮到淪落，由青年到中年，作家矢志「把生命剔出白脂，苦心找尋找著一種文體」。但那至美的文學窗口不曾為他打開。他終於患了失語症，進了精神病院。

李渝《金絲猿的故事》描寫一位將軍的伏擊狩獵，奇襲突圍。「衝鋒，陷陣，埋伏，暗算，背叛，棄離；水域，山崗，坡原，谷壑，沼淖，樹林」，何嘗不是作家在文字裡的鏖戰？現實與現代的交鋒沒有盡時，「風中輪廓搖擺，疆界在移動歸併」。創作是畢生的折磨還是聖寵？語言是一種玄機還是一種咒詛？

鍾秩維又提醒我們，郭松棻、李渝過盡千帆，歸來畢竟——也必須——是「臺灣」作家。這不但和他們的背景有關，也和創造的空間有關。郭出身臺北大稻埕世家，李幼年因國共內戰隨父母來臺，兩人的成長和結合充滿象徵意義。一九六○年代末他們左轉，有民族主義的動機，也有得自西方左翼存在主義的啟迪。然而，郭、李在北美的紅色冒險何嘗不肇因於臺灣的白色恐怖？歸根究柢，他們和臺灣左翼關係如何？從賴和、楊逵、呂赫若到葉石濤、陳映真，這些作家立場各異，談改變臺灣的現狀卻有志一同，但如今都被遮蔽或重新染色包裝了。

一九八三年郭松棻轉向創作，作品從〈月嗥〉，〈月印〉到〈草〉、〈雪盲〉等，或寫殖民時期滄桑，或異鄉漂流，不變的主題總是臺灣浮世即景。其中尤以〈月印〉及〈雪盲〉揉合渺遠的家國情懷，存在主義式的荒謬衝動，最值得注意。同樣地，從一九八三年的〈江行初雪〉到晚期《金絲猿的故事》，李渝告別革命啟蒙，以一顆「自贖的心」追記往事。從大陸到臺灣到美國再到臺灣，從美術史到文學創作，李渝一再暗示兩岸之外，歷史無非是「無岸之河」，總需要「多重渡引」。

基於對郭松棻、李渝在大陸中國與臺灣多重渡引的創作，鍾秩維對這兩位作家的書寫狀態有獨到見解。一九八○年代以來郭、李兩人生命跌宕起伏，對他們（和筆下人物）而言，憂鬱毫不浪漫，而是心身日復一日痛苦的折磨。擺動在保釣與後保釣間，郭松棻的狂熱與憂鬱有如一體之兩面。〈雪盲〉中的人物各有求仁得仁的堅持，但他們自暴自棄的勇氣同樣驚人。兩相拉拒，用〈向陽〉裡的話說，「他們要活得像一場暴政。他們都有一顆滾燙的心。他們對自己，就像對對方，都亮出了法西斯蒂。」

李渝善於藉著歷史事件勘查現代「黑暗之心」。她的敘事溫潤平靜，卻總已危機四伏。〈待鶴〉從北宋繪畫寫到喜馬拉雅山麓無產革命，從曼哈頓心理治療寫到不丹金頂舞鶴，最後指向作家自我的身心黑洞。在色相與臆想間，李渝呼喚郭松棻的亡靈，悲欣交集。一如李渝最心愛的作家沈從文筆下所寫：「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邊城》）；而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沈從文一度深陷憂鬱，企圖自殺的往事，彷彿不遠。

學界流行的「左翼憂鬱」可以用於郭松棻、李渝顯現的後保釣徵候群。然而鍾秩維認為，革命之外，他們的憂鬱另有政治的、倫理的、抒情的根源——臺灣。那才是他們不得不離去、卻又不能不回顧的「心」病，思念與怨懟的癥結。多少年的吶喊徬徨後，他們在海外「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然而「本味何能知？」於是有了更多的書寫及其不堪，死而後已。

回顧所來之路，郭松棻、李渝可曾想到他們筆下的情景：看守亡靈的婦人，羈留在荒漠中的知識份子，陰陰冷笑著的垂死教授，等待死刑的行政長官，從戰場退居畫室的將軍，溫州街上的少女，身世悽迷的女伶，向後奔跑的母親，還有那不斷地寫也寫不出來的作家……共同鑄成現代臺灣經驗。他們曾經召喚過萬里江山，卻終在故鄉臺灣，遭遇最難忘的人與事，與最可珍惜的寄託。

✽

二○一○年，李渝應臺灣大學臺文所之邀客座訪問，在課堂上結識一批青年學生，其中包括鍾秩維。二○○五年郭松棻再次中風離世後，李渝深陷哀傷，始終未能恢復。臺灣的教學經驗至少為她帶來一線生機。她不僅引領學生閱讀西方現代主義著作，提點五四文學線索，也分享自己創作的甘苦。她對保釣過往輕描淡寫，一切盡在不言中。在鍾秩維和其他學生如楊富閔等的全心協助下，李渝完成生命中最後幾部著作。四年後，她選擇自絕於世界，與郭松棻重聚。

李渝與郭松棻的作品曲高和寡，未曾得到臺灣文壇更多關注。但有心人都明白，他們的生命和文字呈現了當代臺灣文學最幽微、也最複雜的一面。儘管這些年有關他們的研究時可得見，卻似乎未能對兩人畢生所繫——政治與文學的糾結——做出更充分的辯證。鍾秩維的專著於此可記一功。

二○一五年我回臺大客座，在「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課上得識秩維，之後並成為他的校外論文導師。秩維敏而好學，也許因為大學政治系的背景，言行頗有稜角，但「抒情」已然是他念茲在茲的話題。他的博士論文〈抒情與本土：戰後臺灣文學的自我、共同體和世界圖像〉縱論白先勇、王禎和、楊牧、舞鶴等一個世代作家。郭松棻、李渝原是計畫中的課題，因種種原因，沒有如願呈現。

或許寫作博士論文時的秩維還年輕，無從捕捉抒情即革命的微妙處，又或許他對臺灣、大陸、海外政治與文學的糾纏仍需更多理解。畢業後經過數年顛簸，他準備好了，終於完成此書。一方面是對李渝及郭松棻的還願之作，一方面也總結自己這些年的心路歷程吧？

秩維這個世代在臺灣政治運動起伏中成長，從紅衫軍、野草莓到太陽花，從反核反中到反服貿。如他所言，他所見證的激情與濫情，期望與失望，提供了最尖銳的政治啟蒙，也完成他的情感教育。時移事往，多少當年有為青年成為投機政客，無聊名嘴，甚至大內高手，更多的是默默前行者，隨波逐流者。而秩維另闢蹊徑，從文學看政治。他也許失去直接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卻從鑽研半世紀以前的運動及其後，發現另一種行動之必要：審時觀物的判斷力，同情共感的初心。李渝如是寫道：

遇到這樣的藝術，就像在戰役停止的曠野，一片蕭寂荒涼什麼都沒有了的時間，硝煙漂流的那頭突然現出一個身形，你究竟不是只有一個人。

「後保釣抒情」——這大概是李渝與郭松棻給予秩維最珍貴的贈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