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花》封面風波爭議 一探肖像與新聞自由、傳媒本質分野及工作倫理議題

創刊近二十年的香港知名文學雙月刊《字花》，近日因第118期雜誌封面選用了一張在大埔宏福苑悼念現場拍攝的、未經當事人同意的年輕男生流淚特寫照，繼而引起文學界、出版界及廣大讀者對媒體道德底線的質疑。隨後香港獨立書店「序言書室」在社交媒體宣布該期刊物不再販賣，並交代了不作販賣之原由，令事件一再發酵。本文寫於具體人事處理塵埃落定之後，意在紀錄事件相關之深入討論，為歷史及文化留紀錄。

根據《字花》在1月26日最新聲明，指經調查後發現主編黃永亮（筆名紅眼）嚴重違反僱傭合約，已即時解除其職務；同時經與編輯室商議，決定暫緩第118期上架，待修訂後再推出。對此，「序言書室」於27日回應，指董事會已釋除其對封面安排的疑慮，並表示：「經了解後，我們得知此次風波，主因實為前任字花主編的行政、編輯倫理不當所致。如今涉事者已被解僱，《字花》第118期暫不上架，並會作出修訂，序言將依正常程序，於收到新書資料後入貨。」

事件雖暫告一段落，但在背後所涉及的肖像權、新聞自由、文學與新聞媒體在影像運用差異、傳媒倫理等問題值得深思。本文旨在梳理事件脈絡，邀請到資深傳媒人、評論人朗天以及香港新聞與傳播學者、中大新傳學院李立峯教授接受訪問，並引述多方人士的觀點及看法，剖析爭議背後所反映的媒體倫理問題、新聞與文學媒體分野、編採自主權界限，及工作倫理等議題。

肖像權與新聞自由

事件最大爭議點，在於第118期《字花》封面中，使用了一名年輕男生流淚的特寫照片，在《字花》宣傳帖文中指出該照片攝於大埔宏福苑外的一處悼念場地，坦言「我們並不認識這位少年」，並指《字花》將會「繼續跟進事件，我們希望尋找照片中的少年，也希望繼續從人文關懷角度採訪大埔故事，刊載於往後的《字花》雜誌，與災後重建同行。」

長期合作的「序言書室」於1月24日發表帖文中，表明「當私人領域的哀傷，如非基於公眾利益，絕不應成為媒體的焦點；真實的傷痛，除非為個人經驗或得到當事人同意，否則不宜作為賣點」，顯示出新聞自由的正當性必須建基於「公共利益」，而非毫無限制地侵犯個人私隱。

同日《字花》董事會在社交媒體發表聲明，承認早已對封面表達疑慮，並在付印後發出行政指令，要求取得當事人書面同意後才可上架。然而，主編黃永亮對此表示無法信服，董事會最終基於「尊重編輯自主原則」，未強制禁止出版及銷售。

主編黃永亮在翌日作出回應中，指出香港無肖像權立法，新聞攝影或創作均無需授權，又指攝影師與少年有眼神交流，故相信不構成冒犯。他同時質疑為何大型活動可隨意拍攝途人情緒，悼念場合卻被視為有違道德。

針對此點，中大新傳學院李立峯教授教授在訪問中釐清，香港法律確實沒有確立「肖像權」，在公眾地方拍攝並刊登照片，法律上未必構成問題，「但法律沒有禁止，不等於在道德上可行」。他指出，目前公眾的反應並非針對法律層面，而是指向更核心的媒體倫理問題——「do no harm」（不造成傷害）的基本觀念。

李教授表示，即使照片中的男孩身處災難的悼念現場，但其身份不明，有可能是受害者親屬或正處於「創傷」（traumatic）且「脆弱性」（vulnerable）的狀態。「這與拍攝喜慶場合不同，在一般場合拍攝歡呼的觀眾或許不會引發質疑，但在災難場合，將一位處於脆弱位置的人的照片公開並放大作封面，便有可能對男生造成傷害。」

資深傳媒人、文化人朗天接受「虛詞」訪問時表示：「以前這種做法並沒問題。相片被使用了的人也大多不介懷。但時代變了，2010s之後，標準逐漸轉移。政治正確底下，沒有肖像權立法也不宜輕舉妄動。」他續指，文學／文化傳媒也是傳媒，本沒區別。有趣的是：今天的傳媒反而普遍沒有以往的那麼「拘謹」，事事追溯專業守則，所以更容易陷進意識形態爭拗，又缺乏理據去合理化既有操作。

文化評論人鄧建華認為主編濫用了董事會及同事對「編採自主」的信任與堅守，「他也許覺得，董事會是行政方，他是編輯方，自然有大義名份。對抗起來，一旦這期《字花》的封面得到好評，他就『贏』了守舊的董事會。哪怕是有點罵聲，他的眼光那麼不凡，一般讀者的細語又何須理會？一旦這關過到，他就會成為帶起《字花》新作風的主創了。」他亦形容這此主編的賭博着實是自私，「這場賭博的賭注卻是從《字花》的招牌而來。」

素人影像使用：文學與新聞媒體的本質分野

另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是文學與新聞媒體在處理寫實肖像時的本質差異。黃永亮在回應中，稱自己對「新聞攝影可以（使用肖像作封面），但字花作為一本文學雜誌就不可以」的看法並不認同，盼打破文藝圈框架，讓《字花》不限於傳統想像。

前「立場新聞」記者陳裕匡指出：「如果，一個主編知道同事『不認識這位少年，不知道他與這場悲劇的距離』，目的是『希望尋找照片中的少年』，那可能與合理的編輯判斷『距離』也太遠吧。相片是美麗的，少年表情充滿悲傷與堅韌，是搶眼的，但不是一個合理的封面選擇。」

傳媒人陳奉京（筆名陳牛）則從文學美學與雜誌定位的層面提出質疑，他認為：「真實人物的照片給人的感覺『太過於實在』，飽滿的少年流淚情緒配上『大埔故事』直白死板的字體，徹底扼殺了文學應有的想像空間，並非文學雜誌慣常的處理手法。」他亦指出即使是新聞媒體，也不見得主編會使用此照片作為封面，皆因其只展現出個體的情緒，而沒有足夠的深度，「而且它的『美』，其實淡化了災難事件的傷痛。」陳牛強調，在社會悲劇發生後，主流新聞媒體已窮盡了各種寫實的敘事，「文學雜誌就應該在這些主流媒體的敘事之外，發出自己的聲音，而非一昧跟隨。」《字花》創辦人之一鄧小樺稱：「​​​​​​在一個文學媒體上以流淚大頭相片指涉災難，本身就容易被指流於直接煽情，在大眾媒體中理所當然的東西，在文學媒體上可能顯得很BAD TASTE。在文學中，直接煽情就是BAD TASTE。」

前《字花》編輯及作家李薇婷指出，文學藝術從來都是最能夠處理傷痛，但講究的是「距離」與「自我反思」（self-reflexivity）。她又提到新聞照片雖有公共目的而作的動機，但編輯需考量的是「我正在帶什麼訊息給讀者？究竟公開隱私是否必要的？這與公共利益的關係為何？再者，將之當作封面，與自己的『報格』是否相容？」她認為香港讀者經社運與影像倫理爭議後，對真相、私隱、倫理「近乎執著」，《字花》作為提倡文藝介入社會的刊物，「何以無視形勢？」文學可指涉現實，但需以自我反思為基礎。

李立峯教授從新聞專業的角度分析，指出在即時新聞的現場，記者確實面臨「do no harm」與「inform the public」（告知公眾）之間的兩難。新聞攝影記者在現場，首要任務是捕捉真實、傳遞資訊，讓公眾即時知曉事件的嚴重性。在這種「即時新聞」的語境下，公眾知情權（Right to know）有時會凌駕於對個人私隱的考量，這是新聞工作者基於自身的專業知識在兩難中的一種價值取向 。

李教授強調，刊登照片的決定權在於編輯室（Newsroom），而非前線攝影師。攝影師在混亂現場或許無法多想，但編輯有時間去審視照片的爭議性。「一個負責任的媒體或編輯，若決定刊登具爭議的照片，面對公眾的質疑時，會立即提出有力的理據去說服公眾，解釋刊登原因，並交由公眾自行判斷。」

「例如數月前有關宏福苑火災的一張男士兩手攤開、背對樓宇的照片在刊登時亦引起爭議，但因其需即時傳遞當刻的嚴重性關係，成為使用該照片的合理辯護理由。」李教授續指，一旦脫離即時報導，刊登一張可能侵犯私隱或造成傷害的照片，其使用的理據就會變得薄弱 。即使是新聞媒體在數月後做回顧式報導，是否仍適合用同一張受害者的大頭照做封面，同樣值得商榷，因為媒體已有充裕的時間去重新思考和處理影像。

社會文化轉變期，爭議頻生

對於這次爭議為何在當下引起激烈討論，李教授認為這涉及到文化差異與社會轉變 的影響。他指出，私隱觀念並非絕對，而是源於文化：「在歐洲，他們有個概念叫 Public Privacy（公共私隱），即便在公共場合，個人仍保有私隱權利。」這種對私隱的重視程度，會直接影響大眾判斷媒體做法是否恰當，「文化差異是會影響大家覺得那樣東西對還是不對。」香港的隱私觀念，是與歐洲不同，還是逐漸向歐洲看齊中？

這種差異不只存在於地域，也存在於時代的演進而改變。「若此事發生在20年前，我猜香港可能不會有這種討論，但在社會的轉變過程中，有些人的想法開始不同，但有些人的想法仍維持以往的想法。當新舊價值觀並存，大眾便會產生分歧、衝突。」因此令事件引起爭議。

工作倫理與行業生態的協作危機

整個事件當中，主編黃永亮的處理手法尤引起大眾不滿。「序言書室」在其帖文中表示，收到《字花》118期新書卡後，主動聯絡主編黃永亮就封面倫理問題提出質疑，當時，黃永亮回應稱「需要向董事會請示」，待周二（27日）再作答覆。然而，「序言書室」等待回覆期間，《字花》在社交媒體上宣傳第118期的開賣資訊，甚至在最新的銷售名單中，單方面將「序言書室」剔除。而根據《字花》董事會聲明中，董事會此前並未收到黃永亮關於序言意見的任何通報。

獵人書店店主黃文萱在黃永亮的回應帖文中，留言表示是次風波不只關於倫理道德或何謂文學雜誌，亦關乎黃永亮的處理手法。「為何不讓討論在當刻發生？為何選擇以序言所言，未回應即刪去對方名字？」後亦有大量網民關注到黃永亮一度身兼《字花》、《明報》編輯、《藝文青》總編輯三職，而《字花》董事會亦稱因為黃永亮工作出現嚴重違規，而即時將之解僱。

工作倫理不止是單純的職場規範，而是關乎整個生態系統的信任基石，著名設計師劉小康在鄧小樺貼文下留言道：「我以往在相關設計創意產業的講話中常提到香港競爭力在那裏，不是我們的創意天才比人多，而是香港的多元性、包容性、國際視野、品質管理和專業操作，專業操作當然也包括職業道德。」

文學與獨立媒體的運作與商業機構截然不同，其高度依賴「公共信譽」；獨立出版界長期資源匱乏，其生存亦高度仰賴「公共信譽」，以及作者、編輯與書店之間猶如齒輪般緊密咬合的合作默契，或者因此，《字花》一個封面才會一石激起千里浪。

事件雖大局已定，但當中所牽涉的肖像權、新聞自由、編採自主、媒體本質差異及工作倫理等議題仍令人深思。在資訊洪流與影像泛濫的時代，真正的「打破框架」絕非粗暴地挑戰社會的道德底線。如何在堅持專業操守與工作倫理的前提下，以最溫柔、最克制的方式去凝視並撫平時代的傷痕，才是文學與傳媒應共同思考並守護的公共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