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張愛玲的電影史》 ——專訪河本美紀

張愛玲一生愛電影，從小就迷戀荷里活電影與卡通，至五、六十年代為香港電懋撰寫出十多部電影劇本。日本學者河本美紀花了十多年時間，追索張愛玲從上海到香港、再到美國的電影足跡，寫成《張愛玲的電影史》一書。本年三月，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與比較文學系邀請河本美紀來港，擔任「張愛玲研究新方向講座」演講嘉賓。趁此機會，本人邀請河本博士分享她的研究心得。訪問中，河本美紀從張愛玲的劇本談起，釐清她如何看待自己的電影創作，也討論了她與市場、喜劇、日本之間的種種關係。

李：李浩榮

河：河本美紀

一、張愛玲與電影

李：過往有一種說法認為，張愛玲撰寫電影劇本只是為了賺錢糊口，她並不把劇本創作當作她的主要成就。您在書裡列舉了許多張愛玲對電影、戲劇喜好的事例，從童年到老年，幾乎涵蓋她的一生。就您的研究所得，張愛玲又是否把撰寫電影劇本當作自己文學成就的一部份呢？

河：我覺得也是沒有。張愛玲常常說「我對改編劇本極有興趣」，因為這樣能快速產出高品質的劇本，但她本就對電影極有興趣，雖然她編寫的許多電影劇本都是借鑒歐美舞臺劇劇本或電影重構的混合體，但不是簡單的複製。張愛玲善於拼裝，積極參考對她有啟發的作品，拾取桑弧或宋淇的建議，然後重新編排。在我們研究者看來，張愛玲的電影劇本創作也應該算作她文學成就的一部份。除了電懋之外，由於宋淇過檔去了邵氏的緣故，張愛玲也曾應宋淇之邀請，積極地準備繼續撰寫劇本，而台灣的平鑫濤和夏志清也替張愛玲向李翰祥在台灣創辦的國聯影業公司提議將她的小說改編為電影，張愛玲也願意親自撰寫電影劇本。但後來，這些劇本都沒有面世。邵氏那邊沒有跟張愛玲合作成功，主要是張愛玲擅寫喜劇，但六十年前後，邵氏開始編導合一，六十年代後半起，致力於製作新派武俠片，實際上張愛玲在邵氏發展的可能性不大，反正一九六七年宋淇因病從邵氏辭職，張愛玲的電影編劇生涯也就此結束了。

李：張愛玲曾自言其文藝觀，她並「不喜歡採取善與惡、靈與肉斬釘截鐵的衝突那種古典的寫法」，但當她說到自己的電影劇本或話劇創作時，卻常常以喜劇或悲劇加以標籤。請問張愛玲在創作電影或話劇劇本時，是否採用了跟寫小說不一樣的文藝觀？

河：重要的是大多數觀眾的存在。張愛玲寫過「文藝可以有少數人的文藝，電影這樣東西可是不能給二三知己互相傳觀的。就連在試片室裏看，空氣都和在戲院裏看不同，因為沒有廣大的觀眾」，所以她寫劇本跟寫小說是用了兩套不同的文藝觀念。我認為，張愛玲的電影觀深受桑弧的影響，走通俗易懂、打動人心、輕鬆愉快的路線。她對通俗小說的看法，就是她在《多少恨》的開頭寫的「那些不用多解釋的人物，他們的悲歡離合。如果說是太淺薄，不夠深入，那麼浮雕也一樣是藝術呀」，同樣可以應用在電影劇本的寫作上。其實在張愛玲筆下，悲劇與喜劇往往是同一事物的兩面，而非二元對立。她最愛的正是笑中帶淚、淚中帶笑的喜劇。

李：讀《張愛玲的電影史》發現，張愛玲除了愛看荷里活的電影外，早年的她還會去看蘇聯和日本電影，這些有別於荷里活的電影模式，對張愛玲的電影創作有沒有甚麼影響呢？

河：我想，蘇聯和日本電影對張愛玲的電影創作沒有直接的影響吧，可能會有一些的啟發。張愛玲小說在《赤地之戀》的英文版《Naked Earth》跟《浮花浪蕊》中提到蘇聯片，這證明張愛玲五十年代初一定觀看過蘇聯片了。甚至中共拍的電影她也喜歡，同一時期，她還向弟弟推薦過中共拍的《白毛女》、《新兒女英雄傳》，《遼遠的鄉村》在小說《秧歌》裡曾批判性地提及過，這很有意思。四十年代，淪陷時期的上海，不允准播放荷里活電影，那時候作為影迷的張愛玲只能去看日本電影。其中有兩部日本片子是她提到過的，分別是《狸宮歌聲》和《舞城秘史》，這兩部日本都有歌舞喜劇的風格，張愛玲非常滿意。

李：張愛玲為電懋撰寫的劇本幾乎全是喜劇，請問這完全是因為市場需要，還是跟張愛玲本人的性格及她當時的處境有關？

河：這跟張愛玲的性格和市場需要都有關係，她其實有與生俱來的詼諧、調皮、孩子氣的一面。她為電懋撰寫的第一部劇本《情場如戰場》打破了票房紀錄，獲得了巨大成功後，電懋主導輕鬆浪漫喜劇片潮流，她成為此類型片的首席編劇了。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香港的國語片市場以喜劇為主（粵語片卻不是這樣，六十年代末才流行），張愛玲正好投市場之所好。還有一點，她曾在影評中，討論了中國傳統的戲曲和小說以悲劇為主，張愛玲想與之對抗。張愛玲為電懋寫劇本那段時間，主要在美國生活。在美國時，除了賴雅生病期間，她需要照顧丈夫，生活較為困難以外，基本上，張愛玲在美的生活還是滿快樂的。

李：從《張愛玲的電影史》裡看到，張愛玲的電影劇本寫作深受英、美話劇的啟發，卻沒有受到中國傳統戲曲的影響。但眾所周知，張愛玲的小說創作深受中國傳統小說的影響，為甚麼她寫的電影劇本卻不見傳統戲曲的影響呢？

河：在張愛玲的電影劇本創作生涯裡，明確提到傳統中國戲曲影響她的，只是為劇本起暫名。比如說，她曾構思過一部電影劇本《蝴蝶媒》，並編寫過故事大綱。她跟宋淇說過「《蝴蝶媒》《花為媒》不記得是南曲還是元曲名」。但此劇最終沒有拍成電影。另外，我們知道張愛玲改寫過《紅樓夢》作劇本，但沒有開拍成功，而且劇本已佚。除此以外，張愛玲的電影寫作主要是受荷里活的影響。

李：張愛玲撰寫電影劇本時，常與宋淇來回討論，並作出修訂。而閱讀《張愛玲的電影史》後發現，當時的電懋還有兩位戲劇大師負責審查劇本，一位是姚克，一位是孫晉三。根據您的研究，姚克與孫晉三對張愛玲的電影劇作有否作出過具體的批評？

河：張愛玲到美國後也繼續與姚克保持聯繫，最初是透過宋淇，後來直接與他通信，一九六九年她將姚克介紹給夏志清，好像一直保持聯繫，但姚克在電懋有多少貢獻，我至今仍沒有弄清楚，因為《國際電影》雜誌上幾乎找不到他的名字。孫晉三曾為電懋擔任電影劇本的審批，有人曾給張愛玲的劇本《情場如戰場》寫過書面意見，我猜這個人一定是孫晉三。也許，孫晉三還有為張愛玲其他的劇本提過意見，但我沒有找到。

二、張愛玲與日本

李：《張愛玲的電影史》雖然聚焦於研究張愛玲的電影劇本創作，但也有寫到張愛玲在上海淪陷區的處境。例如書中提到，鄭振鐸曾託柯靈轉咐張愛玲，不要把稿件投給淪陷區的雜誌。張愛玲對上海當時雜誌的背景是否清楚了解呢？對於淪陷區的日本政權，張愛玲是不是有意加以利用呢？

河：可以說，張愛玲是希望利用這些雜誌的，因為她認為：「出名要趁早呀！」至於雜誌的背景，她的理解也許有限。畢竟當時的張愛玲還年輕嘛。

李：另書裡提到，對於李香蘭作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宣傳打手，張愛玲甚為不屑，關於這點，書裡沒有提供注釋，請問這個推論有沒有具體的證據呢？

河：我的依據主要來自1945年8月《雜誌》上面〈納涼會記〉一文。在那次納涼會上，大會安排了張愛玲和李香蘭做對談。當有記者建議李香蘭與張愛玲做朋友時，李香蘭面朝張愛玲，點了一下頭，說了一句：「多指教！」，張愛玲沒有作出正面的回應。對談結束以後，張愛玲也沒有搭理李香蘭，而去跟別的人聊天。我是從張愛玲的態度作出上述的推測。

李：書裡提到五十年代，張愛玲曾在日本居住了三個月，這三個月裡，張愛玲的生活具體是如何的呢？

河：這方面，很多日本學者作過研究，但可惜一無所獲。

李：另外，書裡提到張愛玲的小說在不同的譯本裡，內容亦有所不同，那麼跟中文版相比，在日文版的譯本裡，您發現過最大的不同是甚麼地方呢？

河：基本上，日文版和中文版沒有太大的不同。唯一例外是《赤地之戀》，日文版的《赤地之戀》只翻譯了中文版的三分之二，不知道甚麼原因，就沒有翻譯下去了。這是五十年代的譯本。在日本，有很多人翻譯過張愛玲的小說，唯獨這部《赤地之戀》，至今仍沒有人完整地翻譯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