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雲出處從無例——由山今老人離世說起

岑逸飛仙遊，不勝唏噓。

由於同姓，自小便有人問我和他的關係。其實岑逸飛和我連鄉里也不算，多年前訪問岑建勳時彼此提及，香港岑氏主要來自恩平，他們創辦了《華僑日報》，而岑逸飛是順德人（但在江右出世），反而和我外婆（余氏）同鄉。

余生也晚，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才開始涉獵文化藝術領域，故此也是在《信報》開始拜讀岑逸飛文字。當年他的專欄「濾息鏡」，連同程逸（梁寶耳）的「商思話」，以及數人聯寫（當時還未曉得「眾聲喧嘩」這樣的表達）的「繁星哲語」，都喜歡講思考和哲學的課題。對還是高中生，當時只能泡大會堂公共圖書館啃榮格、康德、牟宗三的我頗有吸引力。

相對於「繁星哲語」諸公（包括後來惡名昭著的梁燕城）偏重介述西方思想，程逸側重闡發自創的所謂「新哲理」（今天仍記得那幾個概念：欲由天，欲性盲，智能思，情能想⋯⋯） ，岑逸飛傾向發揮中國傳統智慧，並且筆下常有權威用語，所以當時已給讀者一個印象，此人可謂「出入儒釋道三家」。

印象中岑逸飛並不低調，他在自己的專欄中一再宣示自己是香港第一位考到車牌的傷健人士，曾經是香港代表隊（傷健運動員），又在《明報》一個訪問中透露，自己是在醫院結識太太，用「橫刀奪愛」（原話）的方式與之結緣。他曾辦過一份同名《濾息鏡》的文化雜誌，我捧場看過一、兩期，當時覺得比《明報月刊》耐看。多年後他做電台節目《講東講西》，我間中也有收聽，經常想像到他的口沫橫飛。逸飛是筆名，嘉駟是原名。逐漸曉得他是新亞書院的大大大師兄，論文寫作跟隨唐君毅先生，在唐先生遺世的日記中，有段時日常見嘉駟來探論學的紀錄，說其學根於「當代新儒家」，也許並不為過。

歷來論者均有喜歡比較唐牟兩位「當代新儒家」大師者。他們喜歡說牟宗三先生是宋明裡子，魏晉風骨（即不拘一格，常喜罵人）；唐先生則是忠厚篤實的仁愛長者，關於他的傳說，常被引述的總是那一則：他上課時會準備數百元在口袋裡，遇到學生有需要，就會掏出來接濟他們。智者樂水屬牟氏，仁者樂山為唐公。

然而，牟門學生每提起唐先生，掛在口邊總免不了流露可惜。事緣有好幾位學問曾經十分出色，被寄予厚望的唐門子弟，在學術路途上都「不得善終」；梁燕城首先叛依基督教，反臉寫攻擊和諷刺儒家的文章（最著名的是那本用武俠小說手法寫的《苦罪懸謎》）、麥仲貴和王煜則彷彿在學問大海裡泅游太過，先後神智出現障礙。另一位不幸死於海難的陳姓教授，化雨春風不倦，雖啟發眾多學子，但歷年均有更多怨言流出，說他的授課筆記從不更新，學術修養早追不上急劇多變的世代。

我和岑逸飛第一次交往，也是唯一的交往，其實就在我追看《信報》副刊專欄和論壇文章的年頭。某一年，發生了恆道還俗事件。本名廖鳳明的恆道，初為幕前藝人，寫得一手文章，所以在那個喜歡封作家作「才子」的年代，也贏過「才女」的美譽。由於個人原因，她削髮為尼，出家修佛，但又由於其業師品行風評不佳，她最後拋下一句「披上袈裟事更多」，毅然選擇還俗。

當時很多作家都為文評論此事。記得岑逸飛在專欄中對恆道還俗頗有保留，並質疑她起初修佛學道的決心。昔日少年氣盛的我立即投稿《信報》論壇，反駁岑君，說根據佛理，斷不能單從一人選擇還俗便推翻其向佛的信念。畢竟出家在家，有時只是表面的形式，既有「酒肉穿腸過，佛在心中坐」之說，恆道脫下袈裟，反可更能自在修行，明心見性，或未可料。

岑逸飛幾乎立即為文回覆。他說不認識「朗君」（我署名朗天），所以不曉得我是否佛門得道高人。如是，則我的說法才有可能採信，否則，他找不到我說服他的理據。此舉大大出乎我意料，不僅因為我的觀點只是很基本的佛法空理（諸法皆空，三寶亦空，我們毋須執著佛法僧的形相），也不僅因為我只以「可能」立論（我們不能抹殺恆道可能有高境界，而不是坐實她是高人），岑逸飛有誤讀之嫌。我的訝異，當然主要在他竟公然犯下訴諸權威的邏輯謬誤，並以權威口脗，「勸告」我知難而退。

我已記不起此事發生在我和梁燕城於城市理工學院（當年未升格為大學，校址仍在旺角鬧市）激辯三個半小時之前或之後，但從文中感覺到那股看不起後生小子的口氣、「神情」，和梁燕城當日撲面而來，皮笑肉不笑的譏嘲味道，並無二致。

從此，我沒有不再看岑逸飛的文字，不收聽不收看他主持或當嘉賓的節目，只是看聽之餘，多了很多批判準備。由於大家都搞易學，岑逸飛講易，我也持續虛心參考，只是收益不大。作為書房派，山今老人多以取類比象得卦論卦，但仍是偏重義理，而非在易占上擁有非凡心得，今天看到有人批評他占卦不準，平心而論，也不公平。

最後一次收看岑逸飛的網台節目見到他捧著圓胖福厚的身軀，介紹人吃秋葵減肥。身邊的人都在笑，我想罵他們缺德，隨即痛恨自己虛偽。

數年前梁寶耳、梁濃剛離世，這兩年胡菊人、蔡瀾、李天命、陳耀南多位高調文化人亦相繼撒手人寰，昔日香港以《信報》和《明報》為中心的文化公共領域，也許早畫上句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