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我所閱讀的宇文所安

上世紀90年代下旬到二十一世紀最初幾年，中國當代詩興起過一陣不大不小的「學習古典詩歌」的風氣，他們以現代詩的野心返身入古典詩裡尋寶學藝，其中一個契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海外漢學叢書」在中國掀起西方漢學熱，當中一些關於詩的經典研究之作別開生面，更為詩人們提供了切入的方法和工具。

該叢書第五冊為高友工、梅祖麟所著《唐詩的魅力 : 詩語的結構主義批評》，第七冊為《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斯蒂芬·歐文著，Stephen Owen，即宇文所安——據其日後訪談，「宇文」是鮮卑複姓，他說喜歡這半漢半胡之感，「所安」出自《論語·為政》：「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這兩冊並不太「學術腔」的著作，影響很大。1999年，我在香港從舊書店購得前者讀之，並加入讀西方漢學、學古典詩歌寫新詩的行列。

但其時未知宇文所安，2001年赴北京，詩友冷霜（時為北京大學博士生）一天送我一本《追憶》，囑我細讀。當然我像所有讀到《追憶》的人一樣為之驚艷，不但佩服其穿透古典的能力，也被他俊逸又動情的文筆所陶醉，從此之後，我搜羅了宇文所安所有的著作中譯本、以及他翻譯的杜甫英譯本，樂遊其中。

打通我「任督二脈」的，是他的一篇不常見的文章。世紀之交時，我已立心學杜詩，不但把《杜詩詳注》通讀兩遍，也讀了大多數能找到的研究杜甫的古今重要著作。因為讀了《追憶》迷上宇文所安，就回香港取得我早已購買的「海外漢學研究叢書」中的一冊合集《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樂黛雲、陳珏選編，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裡面有三篇宇文所安的論文，第一篇是《自我的完整映象——自傳詩》，明確地提出了他對中國古詩中詩人形象的預設與認同的理解：中國古詩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自傳詩——杜甫／杜甫的詩則是其全面體現。

此文對我日後詩觀影響很大，從此我認為我們學古詩的關鍵、前提乃是學做人，學做一個有完整人格的詩人。放大言之：我們做詩，最終乃為了鍛鍊人之為人的條件。「自傳詩與日記的異同在於，它們都必須忠實於記錄個體命運折射的時代從而提出證言，而自傳詩則從更宏觀的角度，借鑑天地、眾生對自身和人類進行反躬自省，在證言其上加上諍言。」很多年後我在一篇關於BBC紀錄片《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的文章裡與之呼應。

世紀初，尚未有近年的宇文所安熱，慶幸購得的另外兩本他的著作均署名斯蒂芬·歐文，其一是後來廣為流傳的《盛唐詩》，我初讀版本為賈晉華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後來又三次重讀北京三聯版。當時（2002年）為之寫下激動的筆記：宇文所安對中國古詩之體貼細密，東西方人心性固有隔閡，然宇文所安以極大的能耐消除此隔閡，或者抄羊腸小道繞此隔閡，微言大義，每文力求有所創見。《盛唐詩》之厲害正在於此，它總體上有西方冶史之高屋建瓴，從時代精神之核心進行挖掘，細節又頓挫有致、從容鋪灑，呈現出一幅硬朗明晰的大木刻圖來⋯⋯

另一本較為罕有，《韓愈和孟郊的詩歌》（田欣欣譯，天津教育出版社2004年），乃宇文所安博士論文。那本書對當時我最大啟迪一是：「復古」其實才是實驗和前衛的，其二是詩可以有一個包羅萬象的胃，兩者都由韓愈得來。日後宇文所安還有一本《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可以與前者共讀，彌補其有初唐、盛唐、晚唐三書而缺中唐之空白。其中一章「九世紀初期詩歌與寫作之觀念」中亦闡述韓愈「醇」的觀念（認為文字『取之於心』，因而可以由文字進入作者的內心……一旦獲得『醇』也就恢復了心、言間的連貫）、「文以載道」新論，也影響了其時積極書寫社會現實的我。此間思考，日後我寫成一篇長文《詩的介入:談詩言志與文以載道》。

2004年開始讀，歷經北京、香港、台北至今都沒讀完的，是他的《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王柏華、陶慶梅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因為我讀着讀着就深感回去重讀那些古代最基本的典籍的需要，如此往復不已，沉醉之極。宇文所安無時無刻不忘記從他對中國文學的整體理解的背景下去反思那些個別的文學見解，所以使得他的逐點擊破更加有機和從容，他就像戰時將軍指點沙盤一樣，對整個戰局瞭然在胸。同時，他又有對西方批評傳統和文明的眷念，這眷念常常從旁激活那些我們已經對之略顯麻木的「家訓」。

此書宜中英對照，看回宇文所安的英譯加上其闡釋，讓那些古人的灼見更加鮮活和深刻。比如他將《文賦》「辭逞才以效技，意司契而為匠。」翻譯為「通過辭，他展現才能，競賽技藝；通過意，他控制局面，儼然一個匠人。」，雖然和傳統的解說不一樣，卻重點從「辭、意」移到「作者」身上，令人想到一個詩人之綜合能力的必要；宇文所安繼而指出在《文賦》中「意」這一概念的轉變及其重要，一如在《典論》中點出「氣」所驅使的中國詩歌特質，這些都從大方面使人的創作思想高拔、明朗。

又如另一章關於曹丕《典論》的評論，當中最能啓發我的是關於「視文本為演奏」的觀念在中國詩學中的深植，這也是中國詩歌特質之一，完全獨立於西方傳統視文本為客體，「中國傳統更願意或希望把詩歌視為時間中的事件」。一種進行式的、處在流變的詩歌所擁有的活力和人性，無疑比一種置於懸空於人世外的詩歌車床上打磨的靜物精品更能觸動我，也更能體貼作者生命的存在。

後來三聯出版社大規模出版宇文所安著作（台灣聯經也出版若干，2018年宇文所安更獲得第三屆「唐獎」），《迷樓》和重出的《追憶》均大受歡迎，因為它們涉及的詩人在空間和時間中的沉溺和掙扎，屬於人類永恆超越古今中外界線的問題，兩者文筆靈動，亦可以做為散文詩般賞讀。

此外《晚唐》我最為鍾愛，亦寫了書評在香港推介，該書一如其中重點論及的李商隱，極為神秘難解而又益加魅力——我寫道：「宇文所安說：『李商隱用既定的詩歌符號指向矛盾的情況，這迫使聰明的註疏家們構造出越來越複雜的敘事場景』——這有點像在說他自己的拿手好戲，只不過宇文所安是最有創造性的註疏家，讀宇文所安解詩，有時快樂不亞於隨福爾摩斯探案⋯⋯最終也僅能還李商隱一個不壞身，但義山神秘處依舊神秘，宇文所安只不過指點我們看神秘是怎樣成為詩自證其能的神力而已，也許宇文的用意，也是保存其神秘罷。」

我於文末更慨嘆道：「時代之悲歡流離，詩並不能釋其懷，又何須釋懷？罷吟亦是一吟，千年後遇此解人，晚唐之馥郁衣香傳矣，更何況，他以他的新奇文字重演了晚唐之美的宛曲幽遠。」

這些年，我在大學裡教寫作，開的其中一門課程為「入古出今之道」，自然大量引用宇文所安關於唐詩之論述。而他另一本冷門書籍《中國傳統詩歌與詩學：世界的徵象》（陳小亮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則成為課程背後一個堅實的精神後盾——正如他所說，進入這本他的中期著作的一個關鍵詞是「引誘」，一如他晚年著作《悉為我有：11世紀中國的快樂、擁有、命名》（杜斐然譯，三聯出版社2025年）和《華宴：宇文所安自選集》（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裡的若干篇章所強調的「樂」——好學不如樂學，獨樂不如眾樂，這是宇文所安傳授知識與我的方法，我也如此傳之。

2010年，我與宇文所安的伴侶宇文秋水：田曉菲教授有了電郵的來往，因而得以把我寫及他們的書評和相關的一些詩作寄給他們。作為詩人最大的幸福是：你景慕的人讀到過你的詩文，這份幸福勝於任何——我一廂情願地認為，我因此和這些偉大的靈魂有過一星半點的接觸。想必宇文所安對於他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一生所炙的中國古詩人們，也有同樣的感受——而後者，在他的闡述中靈魂如新生般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