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獲今屆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的《Drive My Car》，陳煒舜認為這部電影是一條龐大而精巧的互文馬賽克隧道，自愛情與慾望的摹刻，至戰爭與和平的隱喻，無所不包，其面世亦與《羅生門》一樣，是作家與導演的相互造就。 (閱讀更多)

孔嘉琪形容，濱口龍介的《Drive My Car》是一套讓人找線索找得很過癮的電影。三小時的電影，看到最後一場戲才當頭棒喝。女司機拿著一大袋剛從超市買的東西，在個偌大的露天停車場走回自己的車位。電影鏡頭遠鏡拍著女司機走過一輛又一輛泊在停車場的車，白色，白色，白色，雖然是刻意裝作自然的錯落泊位和吉位，但當女司機走到自己的紅色SAAB時，「萬白叢中一點紅」，那是什麼？日本國旗。 (閱讀更多)

黃怡去年出版的《擠迫之城的戀愛方法》，以「談戀愛」之名，速寫後社會運動與疫症時代下的香港景貌，張錦泉借助波蘭籍社會學家齊格蒙．包曼對當代人際關係與愛情的觀點閱讀此書，藉此對小說展現的城市人性愛慾作更深入的思考。 (閱讀更多)

期待已久的《華燈初上》第三季終於上線，何舒湄之前一直在猜兇手是誰，挖掘每個人的嫌疑和動機，和朋友討論劇情，但到第三季，又覺得誰是兇手也不重要。因為每個人的故事本身就很吸引，而編劇試圖交代每個人物的故事，讓觀眾知道過去如何造就現在的他們。 (閱讀更多)

在吳騫桐眼中，徐皓霖的個展「盲彎處」夾帶着一個時空久遠的救溺行動。Blind Curve。取自日本女歌手菊池桃子1984年的同名歌曲，典型的city-pop，精準地剪下了八十年代初日本民眾被捲入經濟奇蹟的迷失感：駕駛寶馬漫無目的地馳騁，沉迷於一段一段沿路的隨興愛情，如此逃逸，皆因覺察當下的熠熠糜爛不過是一戳即破的泡沫幻相。而徐皓霖的救溺對象，正是那些被社會挪用、消費的女性人偶空殼。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