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煒舜《漢藏之間：倉央嘉措舊體譯述研究》劉國威序——出藏入漢、詳檢通滯

煒舜老師邀我為其專著《漢藏之間：倉央嘉措舊體譯述研究》作序，我想除了因為十餘年前我們曾在佛光大學任教的同事情誼外，主要也是因為他知道我的研究領域主要在藏學與佛學，蒙其盛情，十分榮幸。個人於2013年轉任台北故宮後，身處博物院，與原本大學環境迥異，接觸的多為文本及文物，工作與研究亦漸偏此方向，近年除間歇的教學課程外，對文本內容或義理的研究較少。透過閱讀煒舜老師的著作，也勾起我不少過往的回憶。

本書探討主題是以「六世達賴情歌」為核心，「情歌」是漢譯本的譯詞，部份英譯本也譯為love songs，藏文原文雖無此意，但以詩歌內容而言，確實與男女情愛相關，故此譯法未嘗不可。加上作者六世達賴的宗教身分及戲劇性人生，其作品不僅流傳廣大藏區，透過近代多種語言的譯本，影響實廣（書中對「六世達賴情歌」各語言譯本的蒐集及分析，相當完整且細膩，實具高度學術價值）。煒舜老師的專業並非藏文文獻，因此書中所探討不是在於藏文原作的分析考證，而是著重於民國以來有關六世達賴情歌的數種漢譯本評析，個人一方面覺得其視角獨闢蹊徑且觀察入微；另一方面，亦頗具時代性意義，為何如此說？以我身居的台灣而言，藏傳佛教在當代台灣可說是蓬勃發展，但即使是對六世達賴稍加知曉的格魯派台灣信徒，對所謂的「六世達賴情歌」多半未存興趣，認為此非佛學作品，甚或有損達賴名號，因此六世達賴情歌譯作在台灣流傳不廣。但個人作為常與大陸藏學界來往的研究者，約十年前就偶然注意到那裡對「六世達賴情歌」的一股奇特熱潮，我不明其原因，但從書店中水準參差不齊的書籍出版數量可見其影響，這些書中的論述或創作多半植基於曾緘古體詩譯本或其餘白話譯本，我想煒舜老師或許也是注意到此當代文化現象，成為其探討此主題的動機。且因其在古典詩詞的專業學術素養，書中對不同譯作的細膩對比與分析，我在閱讀過程中實有不少收穫；書末的新創「楚譯」，更讓人驚艷其文思敏捷。

個人也頗喜好曾緘的古體譯本，記得1980年代高中時因為對佛學的興趣，頗喜閱讀南懷瑾的著作，當時是從其《金粟軒詩話》一書中初識曾緘譯作，記得有好幾首，如「入定修觀法眼開，祈求三寶降靈臺。觀中諸聖何曾見，不請情人卻自來。」大概因喜其言簡意深，閱畢即牢記心中。爾後進入政治大學就讀後，大三開始學習藏文，偶然從老古出版社購得于道泉先生1930年譯作出版的翻印本《達賴六世情歌集》，翻閱數次，當作學習閱讀藏文詩歌的教材。記得大約是1995年左右，王堯教授（1928-2015）受指導教授范德康先生（Leonard W.J. van de Kuijp）之邀至哈佛訪問，有緣蒙其向我敘述其師于道泉先生的生平大要與學術貢獻，他在民初的艱困條件下仍孜孜不倦的勤習藏文、蒐集文獻，我因此對此位前輩尤具敬意。《倉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資料》一書的編者黃顥教授（1933-2004），個人也是1997年初次到北京參加藏學會議時有幸得識，當時蒙其熱心為我引介，認識不少位藏學界老學者。透過閱讀煒舜老師的著作，對多位前輩學者的回憶一一浮現，頓覺時光飛逝之速。

十餘年前於佛光大學佛教學系任教時，曾於某學期藏文閱讀課程挑選數首六世達賴情歌作為教材，不過大概因為不是佛學作品，同學興趣不大；現在回想起來，或許另外介紹曾緘的古體譯作，應能引發同學更多的學習樂趣。

曾緘與劉希武等人的譯作，雖非完全忠實藏文原作，但典雅古體的創譯反具更大影響；張澄基先生1970年代由藏譯漢的《密勒日巴尊者歌集》是另一案例，雖未完全忠實原文，但其以達意為主的漢譯風格反具更大影響。浮現心頭的另一似例是十一世紀波斯詩人奥瑪珈音（Omar Khayyam, 1050-1122）的《魯拜集》（Rubáiyát），十九世紀由英國詩人費茲傑羅（Edward Fitzgerald, 1809-1883）譯為英文，麻省理工學院黃克孫教授於1952年依英譯本譯為七言古體，與其餘漢譯本相比（如郭沫若、錢鍾書、于貞志、黃杲炘等），其譯作影響最大、傳誦最廣。這方面煒舜老師比我更有資格討論，我僅舉例言之，寫太多就成班門弄斧了。

藏文的「六世達賴情歌」，以其修辭與文體而言，並非高妙典雅之作，其實至今也無確切證據能證明這些情歌真為六世達賴作品，但藏人廣加傳誦，未有懷疑。有人視為真實情愛作品，史料稱六世達賴不守輕規，從布達拉宮易裝與女子幽會，拉薩市中號稱年代最老的西藏茶館「瑪吉阿米」，今日依然傳說此地即為其與藏女相會品茶處所；有人從宗教角度解釋，認為情歌詞句背後隱藏宗教修行內涵；也有人從政治角度解釋，認為其中影射當時複雜的蒙藏政治角力背景。但六世達賴情歌的漢譯超乎這些如瞎子摸象般的不同詮釋角度，譯文的古典詩體將藏文原作提升到不同意境。煒舜老師此部專著對這些民初古體詩譯作的分析實具創見、論述通暢且脈絡清晰，我樂見其大作即將付梓，於此至誠祝願隨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