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禮濤和他讀的書 人間有悲歌 致社會的沉重剖白——專訪《我們不是什麼》導演邱禮濤

情人節沒有浪漫的煙火，只有一輛在鬧市中轟然炸毀的巴士，以及殘骸中兩具無人認領的遺體。電影《我們不是什麼》以一場慘烈的巴士爆炸為序曲，將1998年武漢巴士爆炸案，移植至當下香港的社會脈絡中。前鑑證專家龍Sir（譚耀文 飾）在焦黑的破片中，拼湊出暉仔（江生 飾）與Ike（陳毅燊 飾）被社會推向懸崖的悲劇軌跡。兩具遺體並非單單失去去體溫，背後更代表者邊緣群體在家庭失能、社會不公與恐同歧視的重重傾軋下，發出的最後一聲悲鳴。正如暉仔門後那句震懾人心的字句：「當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有千萬票房 卻遠未達回本線

《我們不是什麼》由邱禮濤編導並自資800萬拍攝，自去月在香港國際電影節（HKIFF）首映後，隨即公映，上映至今已有一個多月時間。訪問伊始，無可避免地談及票房狀況，以及能否回本問題。受訪當日（5月8日），邱導預計票房將於突破千萬大關，但面對2400萬的回本線，坦然：「其實回本的機率很低。一開始就知道受眾較小，加上三級片的評級限制發行與播映，免費電視台無法購買，星馬等地無法上映，串流平台也未必引入。」

回望香港影壇，三級片的標籤雖是枷鎖，卻也有著以人文主義為題材的電影，如2008年麥曦茵執導的《烈日當空》、翁子光的《踏血尋梅》及何爵天執導的《正義迴廊》，雖主題與側重略有不同，卻殊途同歸地勾勒出底層人士在制度壓迫下的無力與絕望。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作品均曾成功登陸myTV SUPER、Disney+等平台播映。雖然《我》目前未知會否在日後能否登陸於Netflix、Disney+ 等主流平台，但前作的成功案例或許預示著，這部極具人文關懷的作品日後亦有機會透過在其播映，在廣大的觀眾心中再次激起迴響。

商業與文藝創作平衡之必要

在文化界眼中，邱禮濤始終是一位底色濃烈的人文主義導演。然而，為在香港影業的現實中謀求生計，他執導過眾多商業片，以及不乏被大眾戲謔為「爛片」或Cult片，難免令外界對他產生刻板印象。面對這種落差，邱導顯得坦然：「我並不抗拒拍攝商業片或動作片，反而認為這是一種必要的平衡。」他深知若只專注拍攝充滿人文關懷的文藝電影，在商業運作上根本難以維繫，投資者面對極高的生意風險往往卻步；相反，類型片要尋找資金則相對容易得多。

「就好像你日日吃咖喱是不行的，需要不時轉一下口味，這樣才行。」這種在商業片與文藝片之間的遊走，看似是向市場妥協的生存智慧，實則是他在資本夾縫中，為延續創作熱情而摸索出的自我調節之道。

回顧邱導接近40年的導演生涯，被譽為香港Cult片經典的《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與《伊波拉病毒》，無疑是其代表性、亦最具爭議的Cult片經典。大眾往往只看見畫面中的極端變態與血腥奇觀，卻忽略了這兩部作品本質上依然是講述社會底層邊緣人的故事。其後，邱導的視角轉向《等候董建華發落》、《性工作者十日談》、《雛妓》等作，邱導的鏡頭始終帶著對體制與人權的殘酷叩問，以平視的凝視溫柔托住邊緣群體與弱勢女性。如今《我們不是什麼》的上映，猶如一記警鐘再次提醒大眾，邱禮濤從來都不只是一位單純拍Cult片或商業動作片的導演。

面對同樣觸及極端社會事件與邊緣人物的題材，不少觀眾會試圖將《我》與早期的《叉燒包》、《伊波拉》作對照。然而，今次《我》無論在鏡頭語言或敘事上皆顯得異常冷靜且克制。這不禁令人好奇，是否隨著年歲漸長與時代轉變，他對「底層反抗社會」的理解產生本質的變化？

「其實並非刻意收斂，而是題材使然，《叉燒包》也好，《伊波拉》也罷，劇情及角色上都是比較過份的，但《我》在劇情及鏡頭無需去到那麼過份。」邱導隨後笑言：「相隔超過30年，戲種不同，思路必然不同。」《我》已然跨越單純的感官刺激，走向對社會結構性暴力的逆向審視。在這裡，鏡頭及敘事化作一把冰冷精準的手術刀，克制地切開社會毒瘤，展現底層人士如何在制度與生活的雙重壓迫下，無可挽回地走向毀滅。

邱禮濤在讀甚麼？

談及近期的閱讀書單，邱導分享了兩部重量級哲學著作——尼采的《快樂的知識》（又名《快樂的科學》）與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的書作《傅柯說真話》（Fearless Speech）。前者作為尼采宣告「上帝已死」的核心文本 ，指出絕對信仰的崩塌雖帶來虛無主義的危機，卻也是人類重獲自由的契機；它鼓勵人們擺脫傳統道德枷鎖，以「命運之愛」的喜悅與藝術家般的創造力，勇敢為自身創造生命價值。後者則是集結傅柯生前最後的講課紀錄 ，透過古希臘的「直言」（Parrhesia）概念，探討個體在面對世俗權威與壓迫性權力時，如何冒著喪失地位甚至生命的危險，履行說真話的道德義務，藉此形塑自由且具道德的主體性。

這兩部思想鉅著跨越時代，共同揭示了一個核心哲理：真正的自由，源於在信仰荒蕪中喜悅肯定生命的創造力，以及敢於無畏直言的勇氣。邱導笑言：「閱讀這些書作純粹是想看看這麼厲害的人怎麼看世界。」這份對哲學思想的涉獵，亦側面映照出他在攝影機背後持續叩問社會與人性本質的思考習慣。

直面真實的邊緣人士苦況

順應書籍話題，邱導曾在映後談提到電影片名啟發自《資本主義不是什麼》一書，問及有否將書中的觀點放到戲中時，他分享該書挑戰主流認知，提到一般人總覺得資本主義等同於剝削、造成貧富懸殊、欺壓低下階層 。「凡事都是相對的，北歐國家實行的民主社會主義，其底層邏輯依然是資本主義，但他們擁有極高的社會安全網 。在那裡，人們相對有尊嚴，思想不會過於市儈，甚至可以說是窮得有型 。」

反觀香港，邱導直言不諱地指出這是一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奉行金錢主義至上 。「如果沒有錢、消費不起，就等同於沒有尊嚴。」這種強烈的對比，成為《我》中角色們所面臨的結構性壓迫的根源，尤顯得他們如此真實且刺痛——邊緣人士所失去的不單單是物質，更多是作為人的基本尊嚴。

如今在「我們不是什麼」，便尤顯得邱導那充滿哲學意味與人文主義精神傾注其中。至於選用否定句作為片名，他解釋：「有時候正面論述一件事情未必清晰，反而用否定句來表達，有時會顯得更加明確 。」這種通過否定來進行定義的方式，恰恰反映出當代社會面貌的複雜與模糊。

電影最刺痛人心的，莫過於暉仔與Ike的遭遇。暉仔年幼時遭遇父親的性侵，母親染上毒癮，長大後又遭遇欠薪；Ike父親得悉他同性戀取向又趕其離家，鍾愛且維生的畫攤又遭到警方扣押。兩人在極度壓抑中互為微光，卻又被社會的種種偏見及問題生生掐滅。這些痛心且壓抑的遭遇，邱導表示並非甚麼虛構奇觀，而是香港社會真真實實存在的悲劇。

「身邊有朋友遭遇過性侵但不敢發聲，也有父親吸毒、母親終日打麻將的家庭 。甚至連我女兒的同學中，也有幾個來自背景極度悲慘的家庭。當然Ike對比起暉仔的遭遇來說，已經算得上是比較幸福，但這個世界不是鬥幸福，又不是鬥慘。」這些沉積在社會底層的暗瘡搬上銀幕，只為讓觀眾可以透過電影直面這些被掩蓋、鮮少有人說出來事件及群體。

「希望大家不要冷漠，多關懷周遭之事」

作為電影高潮，當暉仔與Ike選擇在一輛巴士上進行爆炸行動，從敘事上邱導設計了三重「觀看」的距離與視角：第一重是掌握上帝視角的電影觀眾，第二重是同處一室卻無動於衷的巴士乘客，第三重則是代表公權力介入的警察。當巴士不斷行進，我們亦看到乘客們的對周遭的冷漠，猶如向觀眾作出質問——當我們腿去戲院中的全知外殼，回歸現實生活時，是否其實也與那些巴士乘客無異，在「視角的偽善」下成為對他人痛苦視而不見的冷漠旁觀者。

「其實不算是質問，只是希望透過上帝視角，起到警世或勸世的作用。」邱導並不打算用道德鞭笞觀眾，而是透過這三重視角的落差，提供一個思考的方向。他坦言，這部電影最終的願意「就是叫大家不要冷漠，至少我的想法是這樣，希望大家多關懷周遭之事。」

對於最後炸毀巴士的決定，戲中並未明確指出是誰提議，只是暉仔在「OK」便利店前說過「如果是最後一個情人節呢？」以引導觀眾他們會做出炸巴士的後續行動。「玉石俱焚的想法是來自暉仔，他因童年的創傷而憤世嫉俗，甚至說出『為什麼我死，應該是那幫混蛋去死。』但具體執行方案與行動細節，我傾向是Ike提出，之後兩人再一同討論，觀眾會在巴士上看到最後是Ike示意做這個行動。」這種絕望的共謀，將兩人的悲劇命運緊緊綁定。

為強化悲劇的宿命感，電影選用了日本傳奇樂隊X Japan的結他手hide為重要道具，邱導解釋選擇hide的原因，是因為他很年輕便自殺了，雖然hide的死因至今仍有爭議，但其與死亡的強烈連結，契合電影中主角走向毀滅的命運基調 。片尾典則使用盧巧音所唱的《天佑我們》，皆令一眾影迷為之驚喜，「選用《天佑我們》一來是歌詞切合電影的主題，但其音樂、節拍呈現出一種解脫或者解放的感覺，加上在歌曲上又有類似小孩哼唱的聲音，為這場慘烈的悲劇注入了一絲異樣的超脫感 。」

在電影結尾，龍Sir推斷兩人的犯案動機為「人生不順」，令不少觀眾覺得略顯直白，影響觀影體驗。但邱導認為這幕確實有其必要。「出席不少映後談發現，確實有不少觀眾都不解他們的犯案動機，如果刪去這幕只會令部分觀眾更加困惑。而解釋兩人為何會作出如此嚴重事情的背後原因，讓觀眾去想想，同時希望有更多人去關心背後所代表的問題。」

作者已死 作品的意義交由觀眾解讀才算完成

電影上映至今贏得影迷廣泛讚譽，更在在香港國際電影節（HKIFF）拿下了「觀眾票選大獎」，甚至導演谷德昭、翁子光、資深影評人金成、資深跨媒體人陳欣健均給予電影高度評價且齊聲力薦。對於電影獲得廣泛同業及影迷的支持，邱導由衷感激，隨後又言自己早已過了會因外界的讚美或批評而患得患失的年紀，「拍爛片給人罵過，拍好的電影亦給人讚過。好又好過，壞又壞過，現在都是叫自己以平常心面對，繼續拍好電影。」

對於坊間影迷對電影的評價及各種解讀，邱導借用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作者已死」論，指不論是小說、繪畫還是電影，創作的過程在絕大多數時間裡都是單向的輸出 。當作品一旦完成並走入戲院，創作者已完成了他的任務，接下來作品所擁有的生命力及意義，將完全交由觀眾的目光來補完與解讀，才算是完成，因此他人如何評價便不多作評論。「電影不是給人答案，也無法得出答案，如果能夠引導和刺激觀眾思考，這樣已經很不錯了。」

《我們不是什麼》是一聲劃破長空的悲鳴，也是邱禮濤寫給香港社會一封殘酷而溫柔的信，揭示金錢至上下的尊嚴淪喪、邊緣群體的無聲吶喊，以及集體冷漠的共業。當雪崩來臨，每一片雪花皆難辭其咎，唯有撕開冷漠的偽裝，給予身邊人更多的關懷，或許才能阻止下一場悲劇發現。邱導藉由此作向大眾追問：在這個社會中，我們究竟是什麼？我們又不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