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編輯文學雜誌到拓展文學團體種種可能──記《月台》、《字花》和《聲韻詩刊》三刊編輯對談

對許多九十後和零零後文藝愛好者而言，《字花》、《月台》與《聲韻詩刊》是我們較常閱讀的文學雜誌，亦是讓我們嘗試發表作品的重要園地。今年適逢《字花》二十周年，舉辦了「不可能的文學雜誌──《字花》回顧展（2006—2014）」，及四場回顧香港文學雜誌發展的講座，其中一場以「風起的時候」為題，由《字花》前編輯洪曉嫻主持，邀請了曾任《字花》行政總監的羅樂敏，曾任《月台》總編輯的麥樹堅，曾任《月台》編輯、現任《聲韻詩刊》編輯的鄭政恆，及現任《聲韻詩刊》社長的池荒懸，五位嘉賓分享昔日籌辦三本面貌迥異的文學雜誌的經歷與反思。

《月台》：同人的浪漫與未竟的營運模式

以往文學雜誌的樣式大同小異 ，都是光粉紙，啞面，膠裝。主持洪曉嫻從對文學雜誌的裝幀印象展開，她認為《月台》是一本讓她覺得很有型的文學雜誌，便邀請麥樹堅分享他和《月台》同人當初為什麼會興起辦文學雜誌的念頭。麥樹堅表示，從大學畢業到創辦《月台》，他們經歷過一段醞釀期，《素葉文學》、《呼吸詩刊》和《文學世紀》也為他們提供了不少靈感和養分，讓他們思考文學雜誌在內容編排上的不同可能，想像一些有別於前人的設計風格。《素葉文學》和《呼吸詩刊》的開本頗大，他和《月台》同人於是想出版一本比較輕巧的文學雜誌。《月台》最初的期數都設計得很輕巧、尺寸小、薄裝，以公文袋包裝並附送贈品。

裝幀輕巧的同時亦配以年輕活潑的設計，以往的文學雜誌都傾向以素色設計，麥樹堅覺得可以設計得更具玩味，他印象最深的一期封面就是《月台》創刊號，那期邀請了兒童書插畫家鄭愛軍（Clara Cheang）用繪本的風格畫了一個有趣的封面，後來亦持續與淡水、Graphic Airlines等藝術家與團體設計出別具格調的封面。第4期《月台》則由十六張明信片與一張海報組成，明信片一面印有精美的圖畫，一面印了一首詩。送贈品也是《月台》前期一大特色，麥樹堅認為，當讀者使用那些花布車成的八達通套和明信片等贈品時，文藝多少也能夠融入他們的日常生活。可是，由於難以在計劃書中闡明送贈品是《月台》的重要元素，接受資助後就再沒有送贈品了。提到《月台》的跨界嘗試，後來加入團隊的鄭政恆補充，他們曾邀請獨立音樂人潘志雄為馬若、雄仔叔叔和鄧阿藍等詩人的詩配樂，製成音樂專輯《浮游》，作為購買第17期《月台》的贈品，該期還邀請了也斯、王熙孔、陳恆輝等撰文，展開橫跨文學、音樂與評論等媒界的對話。鄭政恆回顧加入《月台》後，他會自覺地為內容摻入一些文學以外的跨界元素，編過〈日本戰後攝影小輯〉和〈安東尼奧尼小輯〉等，他認為這樣的跨界對話不是《月台》獨有的，同期的《字花》亦有類似的發展傾向。

《月台》於2008年開始獲得藝發局的「文學雜誌資助計劃」資助。接受資助後，除了以往一直要《月台》同人合力處理的編輯、印刷與發行等事務外，更要成立公司，要撰寫報告，填財務報表，處理一系列行政事務，負責處理的麥樹堅坦言，他們團隊始終比較注重編務，不大擅長行政，而且現在回望，那時他們都是二十多歲的青年人，在事業上各有發展，實在分身乏術，難以兼顧行政事務。鄭政恆更以「遊擊式的編輯」來概括《月台》創作誌的同人製作模式──沒有固定的地方一起討論編務，也沒有固定的編輯組合，亦沒有固定的發行方式，每次也要大家再分工。接受資助其實意味著《月台》要面臨營運模式的轉變。最終《月台》於2009年年末停刊。

《聲韻詩刊》：面向詩人面向讀者默默耕耘

《詩潮》、《秋螢》、《詩網絡》再到《聲韻詩刊》，鄭政恆回憶自己由讀者到作者再到編者的成長過程時覺得，香港寫詩和讀詩的群體好像一直都未有中斷過，不同的詩刊像是互相接力似的陪伴著他們成長，他們投稿，組織詩會，互相砥礪。池荒懸亦憶述，是《秋螢》開啟了他對香港詩的認識，他還在外國留學時就瀏覽到它，它接受網上投稿，他就一邊讀詩和評論，一邊嘗試寫詩，他特別喜歡讀《秋螢》的卷首語，那不僅是一篇評論，更是對投稿人的回應，他覺得這對詩人的成長很重要，因為你能從中覺察到自己在詩路上的發展與轉變。池荒懸回望《聲韻詩刊》創刊，覺得其中一個契機就是《秋螢》休刊，當時缺乏了一個給喜歡寫詩的新手投稿的平台。作為過來人，池荒懸覺得一本文學雜誌，尤其是詩刊，它未必一定要刊登最好的詩，反而應該有兩個面向：面向詩人，面向讀者──他認為詩人的成長需要平台讓他發展，這個平台不僅讓你的作品被他人看見，亦讓你看見和你同時代、水準相約、背景類似的人在寫些什麼樣的作品。所以《聲韻詩刊》接受公開投稿的欄目「創作天地」每期約有三十五首詩的篇幅，刊登不同詩人的作品，近年更籌辦了可供投稿人參與的詩會，讓他們互相認識。

《聲韻詩刊》創刊於2011年8月，初期由黎漢傑擔任主編，與何自得、馬世豪等以自資半手作方式製作出版。同年12月，池荒懸（其時筆名為「西草」）加入編輯團隊，他憶述當時的編輯團隊分工比較隨性，誰有空就到印廠取書，把書送到書店，主理當期的編務。直至2014年獲得藝發局資助，成立「石磬文化」並開始出版書籍，由同人合作轉換成獨立出版社的營運模式，團隊分工因而變得明確清晰，負責行政事務的池荒懸認為，《聲韻詩刊》頭四年都處於醞釀期，經過模式轉變，宋子江接任主編職務，鄭政恆加入成為評論編輯，何麗明（Tammy Ho）加入成為英語編輯，《聲韻詩刊》才定調，變成現在大家讀到有詩作、評論、專欄、翻譯等的中英雙語雙月刊。

第二任主編宋子江曾以「立足本土，展望世界」形容《聲韻詩刊》[1]，池荒懸回望由宋子江接任後辦的第25期「政治如何抒情：波蘭新浪潮詩歌」、第34期「台灣七年級新生代詩選」以至第74期「『血之玫瑰』巴勒斯坦詩歌」等專輯，他認為宋子江上任後就立刻為《聲韻詩刊》塑造國際視野，讓《聲韻詩刊》不囿於一隅只關注華語詩，以專輯和譯介拓寬讀者的眼界。展望世界的同時，也做到立足本土，第35期的「香港青年詩人」專輯曾邀請評論人余文翰、王家琪等撰文回顧當時方太初、周漢輝、曾淦賢等一眾香港青年詩人的詩路發展；鄭政恆亦策劃過「青年新詩創作坊專輯」、「香港詩界回顧」和「侯汝華專輯」等；他們更與吳耀宗出版了香港80後詩人合集《香港新詩80後22家》。「石磬文化」經過2015年的蜕變後，不僅繼續發展出版事務，更持續策劃詩作坊、跨界展覽與跨界創作計劃。網上詩歌保育平台《讀音》是其中的佼佼者，池荒懸分享成立原意是想把詩人誦詩的聲音完整地以網頁轉載詩文和音檔的形式保存下來，其中保存了許多香港重要詩人，如蔡炎培、飲江和雄仔叔叔的誦詩音檔。近年策劃的「花樹留聲：詩性歌詞」創作計劃與「詩人影院」創作計劃也嘗試往詩作注入音樂、電影等其他媒體的元素，讓大眾以一種新穎的形式認識香港前輩詩人的作品，又促使詩人嘗試更深入地以詩作與電影展開一場跨界對話。

《字花》：作為一個多元發展的文學團體

可不可以不只是大家空餘時才籌辦文學雜誌和組織文學活動？能否有一種營運模式既能讓成員們養活自己，又能通過申請資助為新人提供更多投身文學事業的機會？羅樂敏覺得《字花》不僅是一本文學雜誌，而是一群人為文學圈去做的一些事，一些嘗試，她憶述當年看著《字花》創刊編輯鄧小樺、謝曉虹和韓麗珠等作者一路由發表網上部落格（blog）到籌辦《字花》，前輩都做了「不可能」的嘗試，當時剛從大學畢業、思考從事哪個行業的她便開始想像，可否以文學作為自己的事業？在《字花》這二十年間，羅樂敏約有十年多的時間以不同身份參與《字花》的出版及相關工作，而且大部份時間是以全職人員的身份參與，真切地嘗試把想像實踐出來。她回想當初自己並非以編輯身份加入《字花》，而是從特約記者做起，負責採訪、撰寫訪問稿及介紹不同文藝活動。有別於《聲韻詩刊》著重作為詩人的發表平台，《字花》則定位為「綜合性雜誌」[2]，除公開投稿外，還設專題及文藝資訊等部份，希望關心文藝圈發展的人和對某些議題感興趣的人都會閱讀《字花》，覺得它與自己相關。

《字花》歷年來常以徵稿與約稿的形式辦專題，嘗試以文學回應社會議題，令不同聲音都能參與《字花》，這促使羅樂敏思考「什麼是文學」，會否有些作者就某個專題在內容上能提出獨到而深刻的見解，但他們在形式上未必能合符文學作品的門檻？許多雜誌也會訪問明星和網絡紅人，近年《字花》新設的〈花字〉出場敘部份也加入了這樣的訪問，羅樂敏便思考怎樣在這類訪問中平衡紀實與文學──她擔任編輯時，曾遇到作者投來的約稿不符合編輯所想的情況，現在她則反思，作為編輯是否能更好地跟作者溝通，為他們提供一些想法，例如，要達到英國的文學雜誌《Granta》講及的那種富個人色彩、個人風格而且經過文學處理的紀實書寫。羅樂敏覺得編輯《字花》令她和團隊思考他們想在社會中創造一種怎樣的文學聲音，怎樣通過文學介入社會。當然，《字花》亦曾辦過不少文學專題，羅樂敏編過第46期「極慢速」，邀請作者們嘗試把一個很短暫的時間延長來寫，玩一場類似「Oulipo」的文學實驗，又會因應文學界當時發生過哪些文學大事而辦專題，如以第37期的「有些人喜歡詩：辛波絲卡」紀念波蘭詩人辛波絲卡逝世。羅樂敏在任期間亦與團隊探索過不同的模式呈現專題內容，有以一整期的篇幅辦「西西時間」作家特別號，也曾與時任主編關天林從2018年起策劃改版，嘗試以一個年度為單位，構想一系列的主題，如第74-79期「人間系列」，專題部份設深度訪談，增設以關鍵詞介紹香港文學的欄目「香港文學開引號」、創作企畫「重寫本土」及邀請插畫家為文學角色重繪形神的跨界新欄目「寫真」。

人人都想在樹蔭下乘涼，但誰來施肥、灌溉、翻鬆泥土？羅樂敏重視行政工作，因為雜誌與企劃也是藉著行政工作申請資助才得以持續發展。她在「水煮魚文化」第一份以全職人員身份參與的工作是「筆可能」寫作計劃，當時得益於時任行政總監陳東禹籌集資金，拓展這個雜誌以外的中學寫作教育計劃。羅樂敏指它養活了當時的《字花》團隊，而且讓她了解到「水煮魚文化」可不只是出版雜誌，作為一個文學團體，其實還有許多的發展可能，讓她想像文學除了以紙本雜誌形式介入社會之外，還有哪些東西可以帶給大眾。中學教育是「水煮魚文化」一路以來發展的重要一環，羅樂敏認為，這多少也繼承了作家關夢南多年以來入校推廣寫作教育的努力，他在不同學校建立了人際網絡，讓團隊能與多間中學合辦寫作課。「水煮魚文化」歷年除了出版《字花》及文學書籍，更持續申請資助及籌辦寫作教育企劃。羅樂敏離任前參與的賽馬會「生命說」回憶書寫及藝術創作計劃也是其中之一，它為中學生提供訪問長者的機會，並訓練他們以傳記等紀實文學形式書寫長者們的故事。羅樂敏認為，《字花》一直有意擺脫同人雜誌的營運模式，他們定期更換編輯團隊，支持行政人員找資源辦活動——行政不僅是瑣碎的雜項，羅樂敏強調它能讓團隊更好地分工，為團隊拓展出種種發展的可能。這種營運模式與視野亦帶領著《字花》一直走到現在二十周年，以及邁向未來，更多元地發展。

「風起的時候──《月台》、《字花》和《聲韻詩刊》三刊編輯對談」

講者：池荒懸、麥樹堅、鄭政恆、羅樂敏

主持：洪曉嫻

日期：2026年5月10日（日）

時間：下午二時半至四時

地點：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展覽廳

[1] 出自《聲韻詩刊》十周年訪問主編宋子江的片段：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521751595600767

[2] 出自〈不可能的文學雜誌──《字花》發刊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