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Follow Me】在歐陸文學中尋找「香港」——訪張歷君《文學的外邊》

「我支持學生『扮文青』，」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張歷君說，「你要扮文青起碼要拿起本書揭兩頁，總比你連那些書都不懂要好。」以維港作背景，張歷君娓娓道來他去年出版論文集《文學的外邊》背後，關於他與香港的故事。

張歷君於七十年代出生，他的高中及大學本科正值九十年代中期，回歸前後。他笑說那正是他扮文青的時期，開始看金庸，也看歐美現代派小說、存在主義作品，像是米蘭．昆德拉、卡繆、卡夫卡等。「那時當然看得半明不白，」他笑著說，「於是就開始學習究竟該怎樣去閱讀小說。」

何謂香港？

除了讀書，張歷君也玩劇場，「某程度是將我那時的文學興趣跟前衛藝術連結在一起」。他看也斯《香港文化》、西西《我城》、《今天》雜誌，這些文學作品皆是通過前衛實驗創作去探討「何謂香港」。加上剛好碰上九七前後，「何謂香港」、香港文化身份這些思考佔據他的思緒。

那時學界上關於「何謂香港」的討論相當熾熱。在張歷君進入中大之後，每次香港文化研究中心出版通訊，他都會排隊領取，因為通訊裡的文章經運用最新的後殖民理論去討論何謂香港文化。以上總總皆成了張歷君在學習文學及文化理論上的啟蒙。「大家都知道那些文學理論、文化理論很抽象，那些術語像火星文一樣，就是那段時期，我開始學習將這些火星文連結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這對我而言是一個啟蒙，我發現那不再只是學院裡的抽象理論，而是可以對應我們的日常生活，並由此去理解我們身處的狀態」。

其中一個當時很火熱的理論就是混雜性（Hybridity）。「其實任何一個大都會本身都沒有單一的、純粹的本土人種，都是牽涉大量移民，因此大都會都是混雜的，而香港正正是一個這樣的都市。」張歷君說，「以前大家討論身份都不會用『混雜』，因為沒有人會定義自己的身份為雜種。到九十年代大家要去探討香港文化特性時，就用了混雜這個說法去思考香港的位置。」回頭看香港的歷史，自四十年代起，香港便是一個移民城市。張歷君本身也是一名南來移民。

香港作為方法

在英國殖民時期，政府為了防止文學界「搞搞震」，強調純文學，「某程度將文學和社會區分開來，其實是壓抑了一種類似五四時期的社會參與的傾向。」張歷君說，而到他在大學讀中文系，再到從事學院研究，他形容九七之後那十年是「蜜月期」，無論是政治還是社會氣氛上的鬆綁，「那是一個空間讓我們重新思考文學與社會的關係，隱隱約約感受到大家有一種解殖民的傾向，對於香港文化、文學的討論，都會關注其公共性，嘗試去發展本土的公共文化。」2006年4月，張歷君夥同鄧小樺、袁兆昌、韓麗珠等成立《字花》，就是把文學和公共性的討論連結起來。

張歷君的論文集《文學的外邊》，其實也是一種學術與社會的連結。《文學的外邊》收錄14篇論文，當中大部分的初稿都是在香港發表的，「所以其實是強調那些文章出現的脈絡與香港的文藝空間有直接的關聯。」有的文章直接提到香港，例如寫西西的《肥土鎮灰䦨記》、李智良的「陰性書寫」等；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文章完全沒提及香港，反而講起本雅明的波德萊爾研究、卡夫卡的法律書寫，「這些文章看似與香港無關，其實也是對於『香港作為方法』的探討」。

這些遙遠的歐陸文學，「其實可以和香港對應」，張歷君說，例如我們可以以香港的混雜性去理解卡夫卡的小說。在〈換取的孩子：卡夫卡與猶太德語文學〉一文中，就說出卡夫卡作為一名講德語的猶太裔作家，如何成為歐洲的「語言的孤島」。「猶太人是一個大規模的移民歐洲的族群﹐我用卡夫卡作為這個移民族群的一員，帶出他寫作的語言狀態。」張歷君說，而文章沒有說的則是：「這是否也可以反過來對照香港的語言狀態呢？我們都知道香港是一個由幾代移民建立出來的城市，香港的混雜性，也可以和歐洲猶太移民對照，進而引導我們去思考：我們自己的定位與方法是甚麼？」

論文集書名是「文學的外邊」，張歷君說這個名字其實直接指涉「香港的狀態」。所謂「外邊」，香港不單相對北方而言位處邊緣，對於九七前的宗主國也是邊緣，「所以是一個雙重邊緣的狀態，我們從這個脈絡去理解香港，就是這裡既有混雜的文化模式，同時也處於邊緣。」張歷君這樣總結他書中沒有畫出腸的隱喻，「當我們能從外在、外邊的脈絡理解香港，我們才可以真正把握陳冠中、李歐梵等學者提出的『香港作為方法』的那個方法是甚麼。」

張歷君強調「我不是要定義何謂香港，不是說香港的特質就是ABCDE，而是這某程度上可以打開我們日常生活、主流思考裡未必掌握和理解的一種世界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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